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新视角

原标题：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新视角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精细化是要改变过去政府社会管理思路和方式的粗略化和单一化，针对差异化的需求和多元化的标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进行更细化的管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是要改变以往由政府单方面主导和推动的治理模式，鼓励不同的利益主体和行动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协商治理决策，使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满足各类社会群体的需求，达成和谐共治的局面。“精细化”与“共建共享”是相辅相成的，满足差异化需求的精细化治理，才能吸引更多利益主体的参与，更好地协商共处，达到共建共享的局面。而共建共享过程的推进，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才能深入了解各类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目前，各级政府及基层组织在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和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超大城市人口数量庞大，人口流动频繁，人群聚集密度很高，社会构成异质性较大，社会群体的分化及贫富分化突出，文化观念和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城市病日益严重（如交通堵塞、空气污染、食品安全、房价高涨、生活成本攀升等），这些社会特征加大了实施精细化社会治理的难度，对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出更大的挑战。要开创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构建精细化的、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思路方面的创新与突破，而创新与突破的方向必须从超大城市的特点出发，细分各类群体的特殊需求，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达成共建共享局面。

发挥主流社会群体作用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

超大城市的一个主要社会特征是高度的社会分化，高度分化的社会群体对社会治理提出差异化的需求，各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参与方式也不相同。就目前来说，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有三个维度的社会分化最为重要。一是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分化；二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三是年龄群体之间的分化。这三个维度的社会分化，现有的社会治理及其相关政策设计都有所关注，但关注的侧重点大多落在较为弱势、被动的一端。对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是当前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工作的一个重点；在社会阶层分化层面，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较为强调对经济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救助；在年龄群体分化层面，社会治理更关注老龄化问题。的确，这些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政策扶助，应该作为当前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工作思路反映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仍然局限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思维，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思维。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把需要关注的社会群体看作为被管理者、被救助者或被服务者，而不是作为积极的参与者，与政府共同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这种思维模式往往忽略了在社会治理建构中有可能发挥极大作用的一些社会主流人群，而忽略这些人群的需求和参与意愿，将难以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也难以达成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特大城市，有两个数量庞大的主流社会群体，一个是社会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另一个是青年群体，这两个群体在经济社会领域十分活跃，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有较强的意愿，也有较强的能力参与社会治理及其相关决策，他们对社会治理水平有较高要求，对政府的相关政策常常提出批评意见。如何充分发挥这两个主流群体的作用，是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提升精细化水平，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

中等收入群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一大推动力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壮大，占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最近两个月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出中国中等收入者数量十分庞大。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声称中国的中产人数为全球之冠，高达1.09亿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口数量为2.17亿，占成年人口比例为21.4%，中国中产的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李克强总理在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指出，中国中等收入者已有3亿人。按此数估计，中等收入者占成年人口比重约为25%。这些数据说明，社会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成分。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社会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占成年人口的比例已接近60%，他们已经成为这些城市的主流人群。这一群体的成员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他们有更强的意愿建构美丽城市和安全城市，更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治理水平要求更高。同时，这一群体的成员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在社会治理共建中发挥特殊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吸引他们参与社会治理共建，将使这一群体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一大推动力。

青年群体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源泉

青年人群是特大城市中另一个十分有活力的主流群体。虽然北上广特大城市面临老龄化压力，但就目前来看，青年人群仍然在这些城市占很高比例，因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北上广，寻求发展机遇。根据北京市统计数据，2013年北京市6-35岁青少年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7%，其中54%是流动人口（持外地户口）。对于这些城市，应对老龄化的策略不仅要鼓励本地年轻人生育二胎，还要吸引外来的有文化、有技术的青年劳动力留在本市。然而，当前政府社会治理思路还是把外来青年就业者看作为一个社会管理方面的难题，而不是城市长期发展的一大助力，是共建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力量。为了缓解城市病和控制人口增长，政府相关部门采取的某些政策，实际上增加了外来青年就业者的生活困难和发展障碍，迫使青年人纠结于“留在北上广”还是“逃离北上广”。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青年群体思想活跃，行动力强，社会参与热情高，他们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动力源泉。这些年轻人不仅期望他们的生存环境能得到不断改善，他们更希望城市发展能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遇。如何激励和引导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共建，使他们的个人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目标相结合，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和精细化的推动力，也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一个关键。

总之，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构建要从超大城市的特点出发，细分各类群体的特殊需求，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达成和谐共处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