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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性而道问学


来源:光明日报

推动关学研究,有两个问题不可忽视。第一,如何给张载定位?很多人认为他是理学家,我以为他是个实学家,由他创建的新学派应叫实学派。中国哲学史发展到北宋是一个转型期,从百家争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释道三者一直是对立的。到了北宋,站在儒学立场上的学者意识到,应当由对抗走向相融,必须构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实现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转型。第二,关于关学的本体问题。儒家的本体理论是比较弱的,只有在理论上完成本体论的建构,体用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儒学体系。张载是气本论的创始人,北宋以后中国哲学出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体

原标题:尊德性而道问学

●张岂之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关学文库》编委会主任)

关学文献整理与相关研究不仅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也是体现陕西思想文化承传与创新的重要举措。

第一,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不同地域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会通,形成了中华民族“相反而相成”的思想文化局面。要认识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需要研究他们的区域特点,以及会通并形成了绚丽多彩的“百家之学”的途径和方式等。中华传统文化由分到合,由异到同,反映了连绵不断、生生不息的特色。关学如同其他学术形态一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的形态。关学没有中断过,它不断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宋元明清时期,关学的学术基本是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与张载关学的融会过程。因此,由宋至清的关学,实际是关中理学的代称,它是一个动态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

第二,关学的基本精神。一是学风笃实,注重践履。黄宗羲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明儒学案·师说》)躬行礼教,学风朴质是关学的显著特征。受张载的影响,其弟子蓝田“三吕”也“务为实践之学,取古礼,绎成义,陈其数,而力行之”(《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明代吕柟其行亦“一准之以礼”(《关学编》)。即使清代的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依然守礼不辍。二是崇尚气节,敦善厚行。关学学者大都注意砥砺操行,敦厚士风,具有不阿权贵、不苟于世的特点。张载曾两次被荐入京,但当发现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毅然辞官,回归乡里,教授弟子。明代杨爵、吕柟、冯从吾等均敢于仗义执言,即使触犯龙颜,被判入狱,依旧不改初衷,体现了大义凛然的独立人格和卓异的精神风貌。清代关学大儒李二曲,在皇权面前铮铮铁骨,志操高洁。这些关学学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体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三是求真求实,开放会通。关学学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较宽广的学术胸怀。张载及后世关学学者韩邦奇、王徵等都善于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儒学理论。关学学者坚持传统,但并不拘泥传统,能够因时而化,不断地融合会通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由张载到冯从吾、李二曲等,这种融会贯通的学术精神得到不断承传和弘扬。

《关学文库》的出版,是关学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上的盛举,凝聚着众多老中青三代学人的智慧和心血,为推进关中思想文化研究、培养学术后备力量、突出陕西区域文化特色作出了贡献。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关学文库》的出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学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地域性与一致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三大特点。关学作为地域文化具有普遍意义。中华文化就是由诸多地域的文化构成的,关学在理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张载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也开了当时的新学风、新思想、新观点。张载是继往开来的,他提出了理学的宗旨和方向,其思想是指导理学家的纲领,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价值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关学具有不朽的精神。第一点是“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张载继承《周易》的思想,其深沉厚重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具有普遍的现代价值。在当今世界危机多发、局部动乱、恐怖事件不断的情况下,张载这一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第二点是“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张载主张经世致用,强调“民胞物与”,具有伟大的民本情怀。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丧失土地还要照样纳税,苦不堪言。为解决农民的疾苦,张载主张实行井田制,改革赋税,把土地收回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以限制大地主大官僚土地兼并的特权,力图以此解决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第三点是“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横渠之学上承孔孟,融合释老,是传统儒学转型发展的重大成果。第四点是以天下为一家的精神。张载具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其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为推动不同学派的融和会通树立了典范。

●陈祖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关学文库》分量厚重,影响深远,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精品。文库系统完整,脉络清晰,把关学代表著述原原本本荟萃,与源远流长的关学传统一脉相承,还推出了当代学者的14部研究著作,对关学史进行了一次系统完整的成功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每次成功的学术总结,都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毋庸置疑,《关学文库》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必将成为深化关学研究的新起点。我有一个乐观的估计,在未来5-10年间,陕西乃至中国学术界一定会出现一批以关学为重点课题的优秀研究著作。

何为关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横渠四句”所倡明的精神。张载讲的这四句话,第一句是“为天地立心”,天地就是国家和民族,要为国家、民族确立根本,这个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确立和坚守共同的文化信仰。第二句是“为生民立命”,国家、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去确立和坚守的精神。第三句是“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有特定的对象,要求学人去身体力行,明确自身的学术方向,坚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后是“为万世开天平”,即要为子孙万代谋福祉,讲的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确立和坚守的社会责任。“横渠四句”是张载思想的精髓,也是关学精神的精髓。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把《关学文库》成功的原因归纳为三位一体的模式。一是省、市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二是动员了陕西乃至全国的学术力量;三是新闻传媒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

推动关学研究,有两个问题不可忽视。第一,如何给张载定位?很多人认为他是理学家,我以为他是个实学家,由他创建的新学派应叫实学派。中国哲学史发展到北宋是一个转型期,从百家争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释道三者一直是对立的。到了北宋,站在儒学立场上的学者意识到,应当由对抗走向相融,必须构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实现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转型。第二,关于关学的本体问题。儒家的本体理论是比较弱的,只有在理论上完成本体论的建构,体用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儒学体系。张载是气本论的创始人,北宋以后中国哲学出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体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本体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体论,是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哲学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杨国荣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从整体形态看,历史中的中国思想既包含普遍性,也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具体的学派而言,其中则既包含与地域性相关的特点,又体现了中国思想的普遍性品格。《关学文库》具体地展现了以上两重视域,其意义不仅在于推进对特定学派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意义上为把握中国思想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角。

作为学派,关学奠基于张载。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张载的思想首先体现于天道。太虚即气,是张载的基本命题。张载把“虚”视为气的本来形态,由此在本原层面论证了世界的实在性。以此为前提,世界只有“如何存在”的问题,而无“是否存在”的问题;对存在方式(“如何在”)的关注,取代了对“是否在”的质疑。以上的视域转化,其逻辑结果首先在于注重礼学,由注重礼,可以进一步引向关注经世致用,并重视实证之学,从而展现新的科学视野。天道观上对世界“如何在”的关注,在人道观上进一步引向人“如何在”的关切。从天道观上说,气的变化“顺而不妄”,其中包含衍化之序;同样,在人道方面,社会也有其自身之序,后者首先体现于礼所展现的人伦秩序。在这里,天道与人道呈现内在的相关性。

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上,关学这一学派同时具有不断延续、生成的特点。从张载的奠基,到其后学从不同方面的阐发、展开,关学的内涵在历史衍化中经历了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在今天并没终结。《关学文库》一方面包含文献的整理,并在这方面作了总结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关学本身的研究,后者包括对关学内涵的现代阐发。从关学的历史衍化看,这种整理、总结和阐发,可以视为关学在今天的某种延续,后者从更内在的层面体现了其独特的意义。

●李存山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主编)

关学是由北宋时张载所创立,并在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发展的地域性理学学派,为宋明理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在心性理论方面,张载首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思想,这在与二程洛学的互动中成为共识,被认为是“大有功于圣门”。特别是张载的“心统性情”命题,本来是内在于他的“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论述中,后来程颐在与吕大临的对话问难中也终于提出了“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这被朱熹所肯定,认为二程的“性即理也”和张载的“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朱熹肯定“心统性情”,这是其思想理论达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张载和吕大临都为此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二是在精神境界方面,张载的“民胞物与”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都表达了儒家的最高精神境界,为以后历代的儒家士人所推崇,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理论旨趣。

《关学文库》的出版,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该文库系统地收集了关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和当今学者的精深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规模宏大,体系严整,考校精良,排印体例和装帧等等都达到了上乘,在所收当今学者对关学的研究著作中同样是精彩纷呈,代表了当今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廖可斌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这套丛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古籍整理方面,采取了比较有价值的做法,有辑佚、校注、标点等,工作量很大,属于深度整理。下面以《关学史文献辑校》(简称《辑校》)为例加以简要评述。首先是“全”。文库对关学文献的主干内容和思想家本人的文献收集都很全。《辑校》把《关学编》《关学续编》《关学宗传》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又把《宋元学案》等关学史文献加以节录,抓住了要点,处理好了全与精这个度。其次是“准”。要精选底本,精选校本,进行认真校对。《辑校》前面的《点校说明》对每本书进行了梳理和比较,选择了最好的版本作底本,综合运用了本校、对校、它校、理校的手法,结合大量史书及别集等,进行仔细校对,给出大量校记,判断处理都很规范。然后是“清”。文献收集很全了,点校也很准确,但要把框架结构理清楚却不容易。《辑校》把相关的序言放在后面,前面是点校说明,清楚展现了关学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按照学术史的思路,在研究基础上进行古籍整理,把关学史研究的脉络梳理清楚,做得很好。最后是“美”。图书从外观的角度看,不论封面、版式、印刷,还是色彩等设计都独具匠心。整套书既厚重、质朴,又典雅、大气。

标签:朱熹 民族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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