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旁观汤一介、汤用彤(2)

原标题：乐黛云 旁观汤一介、汤用彤(2)

最后的散步。

《儒藏》精华编（部分）。

（上接B04版）

父亲是“中间派”，汤一介曾是“革命派”

汤一介去党校五年，教联共党史，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整个从头到尾研究个遍，汤老先生不会去看马列。

新京报：从你的观察来看，两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乐黛云：老汤对党的感情还是更深一些，他一直是觉得共产党是最有希望的，所以特别愿意往好里做，哲学系毕业分配他到市委党校，说走就走，一点思想斗争都没有，那时候觉得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要一起来把这个国家建设好，一起把事情做好。他那时候是团总支书记，我是总支宣传部长，一直是跟党跟得很紧，包括抗美援朝参军参战，都是二话不说的，这种感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有。他这一点比他父亲更强，汤一介从小还是“革命派”，汤老先生是更“中间派”的，共产党好的地方他同意，共产党不好的地方他保留，汤一介是共产党不好的地方他会为它辩护，比如胡适请他父亲去台湾，他动员他父亲划清界限。他去党校五年，教联共党史，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整个从头到尾研究个遍，汤老先生不会去看马列。

他们之间呢，其实很少说话的，不像现在父子之间，开开玩笑啊，汤老先生很严肃的，跟我说话还多一点，问问学校的情况之类的，也说得很少，很沉默。但他很爱汤一介他们，怎么表现呢，我也说不出来。但是对孙子还不错，老觉得这孙子大智若愚，很聪明但是很憨厚。可是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一样的，《哀江南赋》是他们汤家孩子都会的，祖父的碑文上也是特别讲到，这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八十年代后拼命做事，拼命写文章

汤一介最后十年，整个生命焕发的不是《儒藏》一件事，他做了很多事。

新京报：汤一介先生曾经回顾自己的哲学道路，感叹自己这一代人在动荡中蹉跎掉几十年的时间，你觉得从旁观者，也是同一代的知识分子参与者，怎么看汤先生学术思想的历程？

乐黛云：老汤1951到党校，1956年回来，当时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保护知识分子的主人翁精神”，而且特别提出来知识分子要头帽加冕，扔掉“臭老九”这些帽子。那时候大家非常振奋。北大出来的学生你问他，那几年还是念了点书的，之前不念书的，一直搞运动。

到1956年，汤一介看了很多“马列”的书，要向科学进军，开始重新回到书本上来，那一段对他来说是从学马列转入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编了很多书，打下基础是那几年。这一段埋头念书，因为觉得要大量补课嘛。到了1962年以后又不行了，搞四清啊，到大兴去搞政治活动，当时他是党支部书记，而且哲学系又是最前锋，我当时已经打成“右派”，不在家里了，他呢，一个人在乡下，我那时刚生了孩子，孩子留在家里，想等他回来晚几天再走，不行，我们系里不让，他回来人去楼空。

汤一介当时政治压力很大，我们感情很好的，一两个星期写一封信，他称我同志，被人说成是划不清界限，给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我连累了他，他不理解，我17岁参加革命，怎么会是“极右”，党内处分很严重的。那一段他很低沉，那时候我倒是比较好过，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

但文化大革命我们很惨，我那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回家照顾他们，有一次看到季羡林、周一良沿着博雅塔在游街，挂了牌子，一路喊着：“我是极右派，我是牛鬼蛇神……”不喊就踢你一脚。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说不上做学问，写些对自己莫名其妙的批判，很厚的自我检讨。汤用彤的自我检讨都还在，汤一介其实一直想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想放在汤用彤的最后一卷，但这个工作一直没做。他们父子俩的这些东西，我也想整理出来，但是他走了之后我一直心里也不大好受，看到就会想起来，等再过些时间好一点再慢慢做这个吧！工作量很大，也还是值得做。

新京报：“文革”结束后到九十年代算一个新的阶段？

乐黛云：“文革”到八十年代末，花大量的时间补足，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编《儒藏》，拼命地做事，拼命念书，拼命写文章。《儒藏》老汤花了很大的心思，组了一个班子在做，这个班子他很看重，是个对古籍整理十分在行的班子，因为他们做了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现在做到三十多岁，老汤一再说，一定不要把它弄散。

他的最后十年，整个生命焕发的不是《儒藏》一件事，他做了很多事。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二十几本，这是他看重的，还有成立三智书院，是说儒释道三家要沟通，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战争，中国儒释道还是和平共处的。还有中国、西方、印度，三种不同的思想资源，这是他和他父亲理念上相通的，汤用彤原来在北大开印度哲学史，也开欧洲大陆哲学，他还有一个理念就是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政府三者应该互相沟通互相制衡，这才能有清明的政治，后来就有人批评他说他跟着美国讲三权分立，其实不是这样，知识分子提供思想资源，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再有政府的协作，帮助、控制提调，这也很重要的，这三个方面如果不能互相制衡互相协作会乱掉。三个力量要互相合作，随后归导到真善美，这都是老汤后来几十年一直想的问题。

“他说我们家是儒道互补”

汤用彤对荣誉地位看得很淡，汤一介也是这样的，他一个学生讲他是儒神道心，有儒家的一面，但内心会有道家逍遥的一面——对人的宽厚、放达，当然这也是锻炼出来的。

新京报：你和汤先生一起携手生活63年，你说，对汤先生一直是有崇敬的，这是怎样的一个评价？

乐黛云：他对人对事都是跟随自己的本心，喜欢一个人呢，和他多聊聊天，不喜欢一个人，少来往就是了，也没听他讲过奉承一个人的话。有时候我们常常口头讲：“你这个讲得挺好”，老汤很少这样讲，他会说：“你这一段讲得比较深入”，“那一段不太到位。”我有时候会鼓励学生：“写得很不错！”他很少这样讲，他会很具体地评述，很少当面夸奖人，一个人很好，他不会当面夸奖，但是从他的行为、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他的评价。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对荣誉地位看得很淡，他也是这样的。他一个学生讲他是儒神道心，有儒家的一面，但内心会有道家逍遥的一面——对人的宽厚、放达，当然这也是锻炼出来的。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很少，不计较钱，也不太追求当官，什么终身成就奖，不太在意，他总讲，这些没什么意思，这是他很重要的一方面。他很恋旧，过去的朋友，常常会念叨惦记。就我们两个人，他是很洒脱的，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过你喜欢的生活，我们俩不太一样的，他说我们家是儒道互补，我是喜欢到处走走，他很拘谨嘛，互相尊重，给彼此空间，有不同的意见互相妥协。

新京报：讨论学术多吗？

乐黛云：也会谈学术，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很多时候尊重彼此的观点，比如他会说我不够严谨，文学研究比较粗疏，或者我有什么比较好的思考，他也会借鉴，深入去考虑一下。有的东西我先接受的，我会和他分享，比如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我先和他讲的这个，我介绍他看一些书，他会去读，我们也会讨论。他能做到身先士卒，他说你要做什么事，自己要先做到，这是他一直的原则。

他后来做的这两个书院，三智书院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企业家演讲啊，调研啊，研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做了什刹海书院，主张儒释道三家，互取长处；什刹海书院是广化寺的和尚资助的，听课不用钱，讲课也不收钱，其中他会特别请中学老师来培训，因为他觉得中学老师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品性爱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他花了大量心力在做，时间不够用，他的中医大夫说他心力耗尽，把自己的心血元气都消耗完了，到去世也是，没有什么痛苦，就像灯熄灭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