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老人权益如何保障

原标题：“特殊”老人权益如何保障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受骗案多发应重视

编辑部: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谭老汉家属向记者投诉称,73岁的谭老汉被石家庄众藏工艺品销售有限公司骗走30余万元。

谭老汉家属称,今年5月4日,母亲发现父亲莫名取款13万余元后,父亲才吐露真相。原来,今年年初,父亲多次接到石家庄众藏工艺品销售有限公司的电话及短信,通知其到公司免费领取礼品。到公司后,公司工作人员告知父亲,购买公司的邮品及书法(画)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回报,公司有特殊渠道能帮助拍卖或销售,坐等收益即可。从3月24日至5月4日,父亲分5次共向这家公司支付287740元购买收藏品。5月4日当天,家属拨打110报警。

据谭老汉家属介绍,第二天,工艺品公司约谭老汉家属到公司协谈退款事宜。谁知,工艺品公司否认退款承诺,进一步向谭老汉家属确认所购收藏品的增值潜力。

记者了解到,谭老汉家属委托律师对这些油品及书画进行鉴定。律师发函询问广东省金银珠宝检测中心得知,邮品中两份所称由“中国集邮联合会”委托送检的检验报告系伪造。其他证书显示的带“中国”字号的机构均无法查询到登记机关。

事发后,家属带谭老汉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谭老汉脑萎缩,属于中度智能低下,结论为痴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各类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行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尤其是针对患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骗局日趋增多。

记者建议,避免患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受骗上当,保障他们的权益,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督、加大查处违法行为的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家庭成员更加呵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高防范意识。

本报记者　王斌　　

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的无奈

□　本报记者　赵丽

“就看着她一点点萎缩,一步步走向死亡,你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即使身着白大褂,周达仍一脸无奈。

“她”是周达的母亲鲍勤。作为北京市一家三级医院的部门主任,面对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周达能做的同样有限。

大概六七年前,母亲花7万元买回一台单人衣柜大小而又毫无实际作用的蒸疗仪器。当时,周达觉得母亲有点“老糊涂”。之后,他慢慢发现,一向谨慎的母亲变得特别容易“被忽悠”,总是花重金购买明显是骗局的保健品。老人还开始出现幻觉,经常说,已去世的老朋友来看望她,还常常沉浸于几十年前的某个场景中,分不清现实与回忆。

周达的母亲逐渐忘记所有人的名字,只记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老伴。慢慢地,周达的母亲不再言语,也懒得行动。在尚能下床的2014年,老人终日坐在轮椅上昏睡,饮食起居都要依靠儿女和护工24小时的看护。

在医疗工作者周达看来,这是所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家属不得不经历的痛苦过程。而这,还不是全部。

征兆

现在,91岁的周荣一个人独自“守”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养老院里,守在这间依然摆放着两张双人床的房间里,虽然他心里明白,老伴鲍勤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这里了。

5年前,他们在儿女的一致反对中,搬到了养老院。在这5年时间里,他们经历了要求入住、想离开、舍不得离开、现在无法离开的心路历程。

周达告诉记者,家里4个兄弟姐妹经济条件还算不错,所以都尽最大努力满足父母的各种需求。

“2010年年底,我爸突然提出他们要去养老院。”周达说,“当时,我们做子女的坚决反对,子女都在身边,哪有让老人去养老院的道理,这不是让别人戳我们的脊梁骨嘛。”

不过,在周荣的坚持下,儿女们还是妥协了。

6年前,患有糖尿病的鲍勤开始有些不对劲。她喜欢按照电视购物广告的推荐买保健品,东西买到手后存放起来就忘记了,等再次看到广告时又重复买。

“有一次,她在外面甚至忘了自己在哪,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那是在楼下的报亭附近,居委会的同志把我老伴送了回来。”经常读书看报的周荣隐隐觉得,鲍勤的变化不像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而是痴呆的征兆。

经过检查,医生的结论是,鲍勤有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征兆,但尚不能确诊。

“老伴需要打胰岛素,当时,她已经记不清什么时间打、有没有打过这些重要信息了。如果过了时间没打,血糖很高会麻烦；如果胰岛素打多了,低血糖是会要人命的。我比老伴大7岁,万一我也糊涂了,怎么办?”为了更好地照顾鲍勤,周荣做出了去养老院的决定。

于是,周达等人只好从2011年年初开始探访养老院。

无奈

说起探访的过程,周达重重地叹了口气,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考虑到父母尚能自理,但身体机能已经衰退等情况,我们首先考察的就是养老院的医疗水平。”周达说,“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那些医疗水平可以比得上医院的养老机构,大都是两个甚至几个老人挤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就像医院的普通病房,这样的环境太压抑了。”

周达告诉记者,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们曾去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家养老院考察。“建得像大观园似的,房屋密度低,空气好,的确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但价格让我们望而却步。”周达说,“仅入住的担保金就要120万元,普通家庭哪能承受得了?而且这家养老院只接受50岁至80岁的老人,80岁以后必须离开。”

钱是一方面,更让人郁闷的是,当听说老人患有轻微阿尔茨海默病时,90%的养老院都拒绝接收。

几经考察,周达一家最终选定了石景山区这家养老院,“养老院是庭院式房间,爸妈两个人的房间将近50平方米,有专业医疗人员做简单医护工作”。

然而,在养老院住了一年多后,鲍勤突然要求换养老院。理由很简单——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老人会大喊大叫。

这样看似“合理”的要求,却给儿女们带来了烦恼。

周达告诉记者,和2011年相比,2012年养老院的护理费、饭费等都涨价了。要在北京市找到相同居住水平又是这个价位的养老院,可谓是难上加难。

周达无奈地说,作为儿子,自己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安抚母亲,多去养老院看望父母,另外请求养老院工作人员给予父母最好的照料。

担忧

周荣、鲍勤夫妇在石景山区的养老院住到2014年。这期间,鲍勤的症状更严重了。

2014年年底,养老院的负责人向周达表示,根据鲍勤的状况,建议换一家养老院。理由是,养老院不是专门看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机构,担心出现问题。

“在这方面,我很理解养老院。”周达说,兄弟姐妹也曾看过专门收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机构,“说句不好听的,环境就像‘大车店’,或者说就是散乱的精神病院,我真的无法让我妈住到那里去”。

在几番沟通与保证之下,养老院勉强同意鲍勤继续留在养老院。

不过,花费又增加了,每月的开销将近1.2万元。

2015年春节后,鲍勤的病情直转急下。

突发性心梗,全家人连日奔波于医院与养老院之间。1个月后,鲍勤的心脏问题得到缓解,然而,她已经谁也不认识了。

“我进病房,问我妈‘我是谁’。她不理我,我说‘我是达达’。我妈说‘你不是,我儿子没这么老’。”周达说,“我妈只记得年轻时的我,有时候我妈还会摸着我的脸说,‘老伴你来了’。”

不过,这样的“误会”现在成了周达一家人的奢望。

现在的鲍勤只能躺在床上,眼神漠然,对于眼前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丝毫回应。

而最大的问题是,鲍勤还能去哪儿接受治疗。

“像我妈这种病,要不是心梗,普通医院不会收；神经内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够住院标准；康复科,一般医院病床极少甚至没有病床。精神疾病类医院的老年病房,床位更是‘紧俏’。为了我妈能在医院‘赖’着,我只能‘徇私’一回。”周达说,自己作为医生,对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也是无能为力,只能尽力让她住的舒服一些。

在医院的这两个月,鲍勤还出现过一次脑梗症状。

“如果在养老院,医疗设备跟不上,肯定救不回来。”周达说。

认知障碍老人权益须法律特别保护

讲述人

《拿什么保障你,我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宝典》作者、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　　卢明生　　

在我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中,已出现多起老年人经检测有智力障碍乃至痴呆的情形。

近年来,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关的法律纠纷数量呈现逐步升高的态势,理财、保健品和电信诈骗是三种主要涉案类型,每一类骗局还有不同的变种。

此类案件有一个特点,就是涉案金额往往比较大,但索赔金额却不多。究其原因,存在认知障碍的老人,在自己受骗后不会主动和子女说。在我接触的案例中,大多是子女发现老人情况不对劲,比如被骗后精神恍惚、忧郁反常等,子女这才知道老人被骗了。

此类案件多发,不法分子行骗是主因。此外,老人出现认知损害后,一时并不会有明显的生活障碍,因此容易被家人忽视,这也是不法分子专向老人行骗而屡屡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其说需要探讨如何避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被骗,不如谈论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权益问题。

在现行法律中,保障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老人权益的参考依据并不多。目前唯一可参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把痴呆和精神病患者一起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归类。其他涉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法律法规就没有了,像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只是提到了对老年人的照顾,没有提到老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和规范,没有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做一个规范。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发布的“意见”也很尴尬,毕竟痴呆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语。在司法解释过于笼统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对痴呆的认定仍然不同,最关键还是公众对老年人认知障碍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所以,在法律层面上,立法要扩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适用范围。只有立法跟上了,才能对老年人认知障碍进行明确规范。我们希望相关法律可以增加这样的规定:在没有得到监护人的认可前,存在认知障碍老人的经济往来是无效的。

除了立法外,还有家庭关系问题,老人对家庭情感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法分子的“热情”很容易把老人感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案公司很多都曾因虚假宣传等受过工商部门处罚,那么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再次行骗,是处罚力度不够还是后续监督不到位,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实习生　王坤　整理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待摆脱养老困境

□　本报实习生　王坤

阿尔茨海默病,过去亦被称作“老年痴呆症”。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发布的《世界阿尔茨海默病2015年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约有990万例新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平均每3秒钟就有1例。预计到2050年,全球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数将增加至1.315亿人。

随着全球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社会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保障能力似有不足。

认知缺口

“阿尔茨海默”这个颇为绕口的名字,源于1906年首先发现此种病症的德国神经科医师的姓名。在中国,更为公众熟知的称呼是“老年痴呆症”。不过,包括原卫生部在内的业界机构多年来呼吁,应为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正名,以消除公众的误解。

痴呆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神经退行性病变,有的是脑血管病变,还有是因为脑外伤、肿瘤、感染等。阿尔茨海默病则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痴呆的60%以上。

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初痕迹往往被人忽略,老人的家人和朋友经常只是认为老人“年纪大了”。老人变得健忘,尤其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交流变得困难,说话时总在找合适的词语；在熟悉的地方也容易迷路；和空间概念一同模糊的是时间的概念；做家务开始变得困难；很多老人的判断力和警觉性也在下降。

国家精神卫生防治基地、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主任尚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高患病率、低知晓率、低诊断率和低治疗率”比较准确地描述了阿尔茨海默病在中国的状况。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痴呆及相关疾病专业委员会(ADC)主任王鲁宁说,很多家庭是在患者病情严重到困扰家庭正常秩序时,才会去就诊。

据了解,目前治疗痴呆症的药物,价格从每月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其中部分药物已被各地陆续纳入医保。“在治疗药物进入医保之后,对于能够医保报销的人群来说,药费已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患者家属可能觉得并未看出疗效,于是中断治疗。”尚兰说,目前还没有什么药物能彻底根治这种病,现在临床用药只是起到延缓作用,患者家属对这种疾病的认知还是不够。

两难选择

根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报告显示,约一半痴呆患者需要个人照护,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半人也会有这种需求。

根据2014年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每千名老人床位数仅为20张左右,远远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专业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机构更是有限。家庭“非正式”的照护是照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主要方式。

“自己在家照顾这类患者的话,肯定要请护理人员,大多都是从家政公司找保姆。这些保姆没有资质,家政公司尽管做了培训,但都是皮毛,照顾这种老人没有经验,遇到危险情况也不一定能应付。”尚兰说,“而且这样的患者到中期和晚期会有明显的精神和行为错乱的症状,很多保姆接受不了。”

与此同时,很多居家照顾患者的家属也在思考,作为照顾者,她们自己日渐老去,将来谁来照顾家里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诸如回龙观医院这样的专科医院,更是“一床难求”。

据尚兰介绍,“我们规划有一个病房专门收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现在这个病房住满了。我们老年科有三个病区,我们这里周转不开的时候,另外两个病区也会收治。”尚兰说,“很多人将医院看作又能治病又能养老的地方,但医院没那么多床位。”

长期工程

近年来,很多民间资本看到国内老年护理尤其是失智护理存在的巨大市场缺口,纷纷投资进入该领域。然而,此类养老院的收费远远超过了普通患者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绝大多数高端的失智老人护理机构,其月均护理价格都在1万元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今年8月初,针对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工作开展的情况,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专门率队进行了调研。在对此次调研作最后总结时,王建军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探索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障”。

“‘长期照护’是把原来属于医疗护理的基本生活护理和一部分非治疗性(即目标是在于维持和缓解)的护理、康复服务从医疗服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属于社会服务的‘长期照护服务’。”唐钧说,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单独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障”应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在唐钧看来,仅从“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障”的建立和完善来看,恐怕就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如果全面考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大战略,那就更是一个超级大系统。

“好在中国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问题的严峻化,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恐怖,还有一个至少5年至10年的‘窗口期’。在这5年至10年中,如果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高峰有可能安然度过。”唐钧说,但是,在走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都会受到这一既成发展趋势的深刻影响,各方面的政策也会随之而调整。因此,最后提一个建议:自“十三五”始,应将“银龄工程”列为新的基本国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