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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纵横捭阖护天山


来源:北京晚报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

原标题:杨增新纵横捭阖护天山

杨增新治理新疆时与中外人士合影

3察边情顺民意保持新疆太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红军(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赤卫队,苏维埃成立后被命名为红军)和白军(以忠于沙皇的军官为骨干并得到外国支持的军队)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民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俄国红军与白军之间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于进入新疆的败军,他一律解除其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另一方越境追剿的口实。

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他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其他人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其目的就是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这在当时中国混乱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杨增新对当时的局势是非常失望的,他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因此,新疆要维护自身的平安,就要有相应的对策。此时,不管中央如何变化,杨增新表面都拥护中央,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他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地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扰,挫败了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民国六年,他在一份公文中简明扼要地对属下阐述其治理新疆的方法:“回疆孤悬万里,五年以来,粗获太平,维持本非容易,一切新政宜察边情,宜顺民意。如有窒碍难行之处,未敢缄默不言。”

“察边情”、“顺民意”是杨增新治理新疆的不二法门。但“顺民意”并非一味地束手不管,相反,对境外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杨增新一直保持足够的警醒。在民国初年,杨增新发布命令,禁止境外人(特别是土耳其、伊朗等地)在新疆传教并担任教习,决不允许外来者设置宗教经文学堂。针对“两泛”(泛伊斯兰和泛突厥)势力严力打击的同时,他认为根本的方法是改良政治,开启民智。在对中央政府的一封呈文中,他如此说道:“只就新疆一方面而言,唯有实行共和,使种族之见潜消无形,自可并育而不相害,其最要者,尤在改良政治。”“(少数民族)永受汉官统治,而无溃决之一日,必不可得。……唯有痛除弊政,严惩贪吏,固结民心,潜消隐患。”

4吏治清明被尊为“老将军”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在新疆成长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广禄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评价杨增新:“他的生活简单,衣着朴素,严肃亦轻松,不讲享受,没有娱乐,十七年如一日,全副精神都放在如何保卫这块领土的工作上。”

撰写了《中国的边疆》一书的美国人拉提摩尔说:“辛亥革命后,新疆政权落在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手里,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当然,对于杨增新治理新疆的策略,新疆内部的一些官吏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抱怨。杨的这一套在一些人眼中是“保守、陈旧、封闭”,他们认为新疆需要更快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杨增新对一些有可能导致新疆混乱的人物毫不手软,比如他诱杀了与云南都督唐继尧联系密切,且准备在新疆发动声明讨伐袁世凯的几位云南同乡夏鼎、李寅、马一,因此杨增新也被人斥之为“冷血”。

5参加毕业生典礼宴会时被刺杀

说杨增新圆滑也罢,冷血也罢,他最终的目的是保障新疆社会稳定,而不至于卷入国际、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漩涡中。出生于巴楚县的维吾尔族官员尧乐博士,后来在台湾写过一本回忆录,他在书中如此评价杨增新:“杨将军乃运用中国传统上的天理、国法、人情的大道理于先,再加恩威兼施的手段于后。顺应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任其自由发展。只要不违法不犯禁,政府决不干涉居民的行动,同时对各民族处以一律平等的地位,使汉族人没有优越感,其他民族也不会自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各安生业,互济有无。就这样将新疆治理平安十七年之久。在民初内地各省正闹着大动乱的情况下,新疆简直就成了世外桃源。”

但新疆毕竟不是桃源,揽权过久的杨增新也遭到了嫉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七日,杨增新参加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之后的宴会时,被部下刺杀,史称新疆的“三七政变”。刺杨案至今仍有谜团未解开,后来新疆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外交署长樊耀南和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张纯熙合谋刺杨。政变被民政厅厅长金树仁调兵扑灭,樊和张被杀死,新疆政权落入金树仁手中,而杨增新治疆十七年的平静也随之被打破。

因处决同乡夏鼎、李寅,杨增新得罪了唐继尧,杨在云南的祖坟被拆毁。他被刺杀时,滇政依然由唐继尧掌握,其灵柩不便回乡安葬。在其儿子、女婿的要求下,1929年,杨增新的灵柩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运送到北京,最终安葬在昌平。

杨增新曾在迪化的镇边楼题写了四首绝句,其中两首云:

出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

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

丈夫耻为一身谋,饥溺难忘禹稷忧。

力障狂澜三万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杨增新当年在镇边楼上所看的山应当是红山。红山无语,是否还记得九十年前一位“力障狂澜三万里”的老人?

标签:新疆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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