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慈禧太后大权在握的1906年推动政治架构改革,把君主权力和政府权力分离,建构一个宪政国家,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大概清帝国就不必走出帝制,而是重建了一个宪政的清帝国,一个现代的帝国了。
前不久,著名学者秦晖的著作《走出帝制》(群言出版社出版)。本书堪称秦晖版的中国近代史,并且对于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秦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11月2日,本书的座谈会举行,本文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发言摘编。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历史学教育太强调专门化了,中外的,古今的,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好像越来越专门,能够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学者越来越少,下一代更难。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记得我们八十年代读书时,追求的境界是既精深又博大,精深一定要建立在博大的基础上。要做有思想的学术,也要做有学术的思想,汉宋兼采,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学风渐变,现在的学术确实像有些批评所说越来越碎片化,没有关怀。秦晖的研究是一个标杆,是思想与学术的完美结合,是有思想的学术佳作。
秦晖这本书比较好的吸纳了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细节上获得了巨大进步,从鸦片战争至国共内战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几乎所有问题都被拿出来重新讨论,并产生出一大批极富价值的成果。现在有可能吸纳综合这些成果,重构近代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秦晖这本书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按照这本书的解释,近代中国就是“走出帝制”。对这个解释,我觉得大致能够接受,不论二十世纪中国民主化进程遇到多少困难,中国还有多少要走的路,但是我们都应该看到一百年的巨大进步,就是与帝制挥别,就是渐渐走出“秦制”。由此,可以明了近代中国转型方向不是别的,就是能否告别秦制,重构一个现代国家。不论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都必须在这一点上符合历史的大趋势。
秦晖的研究具有极强的人文情怀、现实意识,因而读书界必将由这本书的讨论衍生出一些新的热点。从网上已有反应看,赞成这部书的不少,不赞成的也有。相信,随着阅读、讨论,一定还会激活许多思想,会对大家的思考提供新的启示。
比如我们在这里讲“走出帝制”,但现实情形却是,由于中国经济长时期处于一个上升通道中,因而使许多人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中国不应该一股脑地“走出帝制”,“走向共和”,还是应该提倡、实行“新权威”,赞美强人政治。现实与我们过去几十年讲的“历史规律”发生了偏差,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所没有过的思想困惑。
一战以后,中国人对科学却曾一度失望,但没有人敢说世界应该走上中国的路。中国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几十年来也没有人敢说不要人民做主,没有人敢说中国应该重回英雄时代。民主道路、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讨论,但中国的大趋势似乎不应该怀疑。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除了建构一个更合适的共和体制,中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近代中国之所以挫折连连,原因很多,但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发育不充分。国家与社会不应形成正面的、直接的冲突,应该有一个中间层予以缓冲,因此近代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大幅度释放社会,鼓励地方自治,鼓励乡绅、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重构一个具有自治能力,具有弹性的共同体。短短十几年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尽管发生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变,但从全国范围看,从各个中心城市看,社会并没有失序,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各地的“革命”依然处在可掌控的情形中。这些近代经验很值得总结。
至于书中讨论的西方化、反西方化问题,也很有意义。太平天国、义和团,其实都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或者说还没有被政府关照到的人。所以说这两场运动是爱国主义、反帝,是文不对题。至于说他们反西化可能也不对,因为太平天国不是一般的西化,其思想资源就是来自西方的东西,尽管他们的理解与西方有出入。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安置底层民众,反观近代会有许多新的感悟。
“走出帝制”要从马戛尔尼讲起
因为这本书许多文章都曾在报纸发表,又差不多都是因为辛亥革命、一战、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刺激,因而在系统性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如果一定要说中国“走出帝制”的过程,在我看来至少要从马戛尔尼来华讲起,更要格外关注最后十年的变革。
从马戛尔尼讲起,是为了解释近代中国所从来,描述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生,新阶级的出现,如果没有这些新因素,帝制对于古老的中国并不构成问题。
晚清最后十年是形式上“走出帝制”的关键年份。应该讨论这样几个问题,即统治者有没有意识到大清帝国要转,有没有意识如果不转,或者不好好的转,不尽快地转,清帝国就要被废弃,中国就会从帝制走向共和,走向公天下?
我们去读晚清史料,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1898年确实没有主动要变革,但日俄战争后,清廷统治层确实一度认同政治改革,认同宪政是清帝国的方向。中国那时之所以走向宪政改革,除内部需求,还有非常大的外部压力,中国如果不改革,世界主要大国都没有继续与中国打交道的意愿了。我们去读袁世凯、张之洞等人1905年废科举的奏折,那里清楚显示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中国为什么必须改革,必须从君主专制转为君主立宪。于是有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有废科举,有新教育的迅猛发展,有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直到这时,中国政治变革方才真正启动。
然而,清廷的政治变革时间很短,空间有限。政治变革在中央层面演变为行政体制改革,重构一个现代的分权的体制,将皇权从权力要冲中释放出来,因而必须废除本来适应战时状态的军机处,参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重建一个司法、行政分开的君主立宪体制,重建一个可以负起责任的中央政府。1906年11月,新的官制改革上报慈禧太后,由于各方面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必须保证皇权绝对性,保证军机处不能动。这些反对意见动摇了慈禧太后的意志,她从原来坚定支持宪政改革转而游移,发布一个“五不议”的指示,军机处不能议,责任政府不能成立。这是一个巨大倒退,慈禧太后无论如何想不到她的拒绝导致几年后清帝国的终结。
假如在慈禧太后大权在握的1906年推动政治架构改革,把君主权力和政府权力分离,建构一个宪政国家,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大概清帝国就不必走出帝制,而是重建了一个宪政的清帝国,一个现代的帝国了。
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复杂,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历史的大方向是不可更改的,但历史如何发生,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一个王朝不想着万岁,但截至到清帝国结束,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找到万岁的途径。唯独清帝国最后几年有人悟到了这条路,但历史的阴差阳错让中国永远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遇。所谓“走出帝制”,应该详细讨论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凤凰网主笔张弘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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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个人觉醒,主要针对的是家庭和家族,然后,他们会投入到国家的怀抱。秦老师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走了弯路,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是个人解放和成长的第一步,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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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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