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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得胃病去世,我有重大责任


来源:新文化报

1944年农历五月初三,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旧社会造成的。那时村公所号召全体村民打预防针,但不是动员而是强迫。他们拿着枪对老百姓说:“不去就打死你们!”妇女儿童吓得哆哆嗦嗦。母亲当时已怀孕,却带着我去打针,第二天便流产了,而且是大流血。第三天母亲就死了。母亲当年只有41岁。其实,孕妇是不能打针的,但无处讲理。母亲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而我当时只有5岁,父亲的艰难可想而知。

原标题:老父亲得胃病去世,我有重大责任

1954年,我父亲、我(后排右一)与三哥、三嫂及他们的四个孩子

1954年,我父亲、我(后排右一)与三哥、三嫂及他们的四个孩子

屈指算来,我的老父亲已经去世38年了,而思念却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每当想起或夜里梦醒时,心里的痛、悔、恨就会交织在一起,泪水也不自觉地流出来了。

父亲有三个儿子,只有我一个女儿,而且是老小,因此父亲对我疼爱有加。

父亲的一生没有享受到生活和物质方面的优越,为了子女,为了把家过好,他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可谓辛劳一生,奔波一生,坎坷一生。他常教导我们说:“人活着,‘平常’就是福。”那是因为他经历的沟沟坎坎实在太多了。但凭借他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在遇到那么多困难和危险时,最后还是逢凶化吉了。

在旧社会,农村青年人结婚都要杀猪摆酒席,而父亲结婚前三天去外村拉猪时,在回来的路上出车祸了。猪的叫声使马受惊,拉着狂奔,连车带人翻入路旁的沟中,父亲的腿部受了重伤。因婚期已定,只能如期举办,就这样按着本地的习俗,是我二姑抱着公鸡与母亲拜堂成亲的。父亲的腿脚也因此留下了病患,有点瘸。

父亲念过几年私塾,在农村也算是有文化的人,经常有邻居找他代笔写信。他喜欢看古书,经常讲给我们听。他很开明,那个年代的农村,家长能让孩子上学念书的少之又少,然而我的三个哥哥都念书了。二哥和三哥都是伪满时期“国高毕业”,大哥也念了二年私塾。听父亲说,三哥还差一年毕业时家中没钱差点失学,后来借钱让三哥毕业了。因此,二哥和三哥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工作,二哥在长春县公署当差,三哥在农村小学教书。村里人都挺羡慕我们家的。

父亲和大哥在家种地的同时,父亲还经常到外地买马,再到长春街里的马市卖了挣钱。有时一次能带回二十多匹马。马是从不同地方买的,认生不合群,只能分组拴在一起赶。夏天天气热,只能晚上走,这是很辛苦的,有时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听父亲说,在一次漆黑的夜里,马正前行时,突然不走了,赶呀、打呀就是不走。这时父亲想,可能遇到“鬼打墙”了。于是父亲大骂几声,真是神鬼怕恶人,稍后没事了。这种说法虽然是迷信,却可见父亲的勇敢机智。后来父亲也说,可能遇到狼群了。

还有一次,父亲带着许多马从“北界外”(现黑龙省林甸县北)回来的路上,不知什么原因马群突然炸营,有十几匹马挣脱后朝四面八方跑掉了。带马的人遇到这种事情是很麻烦的,于是父亲只能一个村一个屯地寻找。几天后,终于将失散的马找回来了。

1944年农历五月初三,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旧社会造成的。那时村公所号召全体村民打预防针,但不是动员而是强迫。他们拿着枪对老百姓说:“不去就打死你们!”妇女儿童吓得哆哆嗦嗦。母亲当时已怀孕,却带着我去打针,第二天便流产了,而且是大流血。第三天母亲就死了。母亲当年只有41岁。其实,孕妇是不能打针的,但无处讲理。母亲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而我当时只有5岁,父亲的艰难可想而知。

1945年夏天,我们村子里突然闹起传染病,是霍乱。得病的人连拉带吐,老人和小孩居多。村子里死了许多人,有的用柜,有的用箱子,还有的用草席包一下就埋了。这种病传染速度特别快,非常可怕,人心惶惶。于是,父亲将全家人送到村外的树林里住了一阵子,躲过了瘟疫,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

1946年临近春节,父亲赶车去长春买东西。走到长春北小合隆附近有个叫孙家窝堡的地方时,被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叫“东北行营”的地方组织给抓了,并被抢走了钱财,没收了车马。他们说我父亲是八路军的探子,又说我父亲是土匪……其实都是借口,抢劫才是目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父亲当然不会承认,于是他们对父亲打骂不算,还动了大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后来家里在当地找了“保人”,交了钱,年三十那天才把父亲接回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被强加罪名受此大刑,在那个年代并不鲜见,所幸父亲总算平安回来了。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除了种地外,还在自家开设磨坊,为别人磨面粉;到了秋天,还做土豆粉条;进入腊月就开始做灶糖。回想那时的灶糖,真是好吃极了,甜甜的、脆脆的、酥酥的,那是因为全用麦芽做的,没有任何现在的这些添加剂。有了这些副业,家中的日子过得很殷实。

家里条件好了,就决定在长春买房子。1946年,我们家在长春八里堡买了房子。1947年初春,除了父亲、大哥、大嫂留在农村,二嫂和孩子、三嫂和孩子、大哥的两个孩子和我,都搬进了城里。进城一是为了孩子们以后上学方便,二是城里的生活比农村好很多。我们在城里吃的口粮也是父亲从农村送来的,只买点菜就可以了。生活总算安定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平静生活了一年多,到了1948年四五月份,可谓兵临城下,我们被困在长春,幸亏父亲送来的小米和黄豆还有余存。

随着形势的变化,全城戒严了,街上商铺全部关闭,更主要的是粮食买不到,老百姓只能吃野菜。没过多久,野菜光了、树叶光了、树皮也光了,城里人出不去,外面人进不来,马路上经常看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饥饿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而庆幸的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还能喝上稀稀的小米黄豆粥。到了七月末,粮食剩不多了,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就在这危急的关头,还是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昼伏夜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我们身边。吃着父亲带来的玉米面大饼子,又甜又香,真有舍不得咽下肚的感觉,太好吃了!父亲进城后,有的亲属知道了,看着他们饥饿的样子,父亲说:“一起走吧,要活一起活,要死也死一块儿。”结果,除了我家七口人,还有本家六奶和女儿、表姐和孩子,父亲的一位朋友也跟我们一起走的。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们十多个人就出发了。到了第一道“卡子”,守军把我们送回城。这样只能夜里走。傍晚时又出发了,不能从大路走,只能穿行大地、草丛和小树林。幸而父亲很有经验,晚上看着北斗星就能辨别方向。等到白天在树林中休息,吃炒黄豆,喝小河沟的水,然后再吃一点点鸦片防止闹肚子,这也是父亲为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到了下午,天空飘着乌云,又开始走。刚走不远又被守军截住,只好跟着他们往回送。大家心情低落到极点,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躲过几道卡子了,再送回恐怕难出长春了,死神在威胁着每一个人。就在这时,真是“天公作美”,突然下起了雨,他们放弃送我们,借口吃晚饭就走了。这真是大喜的事,父亲说:“等回家一定杀猪吃喜儿。”

夜里周围没有什么声音时,可以站起来朝前走,稍有声音就得爬着前行。抱着孩子的二嫂和三嫂,只能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拄着地向前挪动着。最担心的是两个吃奶孩子的哭声,所幸他们很乖。

天空乌云散去,群星闪烁着,我们踏着月光继续赶路。父亲说:“快到解放区了,马上就有救了!”大家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唱歌的声音,我们全都趴下了,但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到了眼前,他们叫我们站起来,并将其中两个孩子叫到一边,问:“你们家在长春是干什么的?”孩子们说:“是做豆腐的。”父亲事先已教好孩子们怎么说。一听是穷人,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马上到井中打了一桶凉水让我们喝,还说:“天亮再走吧。”我们说:“晚上走凉快。”于是,我们又继续朝着家的方向走着。

就这样心惊胆战,走走爬爬地经过两天两夜,终于活着走出长春,中午时分到了长春北小合隆,到了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首先开展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我家开始时被错划了成分———富农,因此家中除了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被分光了。后来二次核算时纠正过来,属于“中农”,但是被分走的家产没有送回来。这时的家真是一穷二白了。

不久以后,二哥到农安县法院工作,三哥到农安县龙王区政府工作。父亲和大哥在家种地,耕地时用的车、马、牛都是借亲属的,吃的粮食都是“抬”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把磨坊和糖坊开起来。于是,家里的日子逐渐好转,买了马和车。有了马车就可以给到长春给村里的供销社进货,也是一笔收入。另外,当时从外地搬来几户朝鲜族人家,他们是专门种植水稻的民族。由于父亲了解本地情况,于是他们就找到父亲研究,之后决定到村北面有个叫“洼中嵩”的地方开荒。那里地势低洼,水源丰富,适合开荒种水稻。于是,我家在本地成了第一个种植水稻的汉族人家。

后来二哥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沈阳)工作,三哥调到长春市宽城区政府工作,他们的孩子们也长大了。于是,父亲决定把家分了。父亲也于1957年前后来到了长春,在一家木材厂打更。

热爱生活有很多种方式,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过小日子。父亲这辈子,经历过许多事,做过许多事,也让我从中有所领悟:不管什么年代,能过小日子,就是好日子。我父亲就是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挨过饿,我家的生活条件总是比别人家好。为了把小日子过好,父亲从来不惜体力、精力和智力。而他所挣的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儿女们身上。

五我毕业后参加工作在吉林市,结婚后与爱人两地分居。1967年,已经70岁的父亲便到吉林市和我一起生活。当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他同时也帮助我照顾孩子。1972年,父亲随同我调回长春,仍然住在我家。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他又帮我照顾第二个孩子。

1976年10月末,父亲说胃不舒服,治疗一段时间不见好转。最后我带他做钡餐透视,是胃癌,而且是晚期。这样的残酷事实告诉我,父亲来日不多了,令我心如刀绞。

由于他年龄大,医院不给做手术,只能回家养。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我非常揪心。父亲回家后,又尝试了许多偏方,吃了许多药。经过半年多的病痛折磨,父亲于第二年5月份与世长辞了。

父亲之所以患这种病,我是有重大责任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我一直痛心、悔恨的地方。

父亲在农村时,养成了有点小毛病就吃去痛片的习惯。他刚开始吃去痛片是因为干活太累,吃了可以缓解一下,轻松一下。后来每天不论是累了、饿了,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一定要吃去痛片,来到我家仍然保持这个习惯。而我一直坚持给他买,从没间断过,一买就是一大瓶,一大瓶有300片。那时候去痛片很便宜,一分钱一片,一大瓶才三块钱。

父亲总这么吃着,而且在服药的时间和量上也没有认真控制,有时空腹也吃。由于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时而吃药时连水都不喝就干咽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吃着,药瘾越来越大,不吃浑身就难受,甚至一天要吃好多次,每次都吃好几片。长此下来,父亲的胃禁不住去痛片的刺激和腐蚀,吃坏了,最终患了胃癌。这是给他确诊的医生得知情况后分析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当时我也觉得父亲总这么吃去痛片不太好,却没有认真地说服父亲、劝导父亲。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没有正确看待父亲常吃去痛片这件事。我看父亲总这么吃,想说他,但心中还有些顾虑。我想那玩意儿挺便宜的,又是家常药,我不让他吃,好像我舍不得钱似的,所以也不敢深说,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尽了孝心呢。二是我医疗知识浅薄,可以说是医盲,对家庭用药常识一点也不懂。去痛片的说明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常用而不宜久服,易产生上瘾性……”而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好好注意一下说明书,没有用心地劝导父亲,反而还不断地给父亲“供货”。我没有照顾好父亲,犯了如此大错,简直是害了父亲,我怎能不自责?老父亲的身体平时没什么大毛病,虽然年近八十高龄,但耳不聋,眼不花,如果不吃那么多的去痛片,就不会患上这么难以治愈的病,一定会活得更久。

还有一件事,让我深感对不起父亲。开始知道患病时,父亲还能吃点东西。他特别想吃泥鳅鱼,跟我说过至少两次。他说:“咱买点泥鳅鱼吃吧……”可我以害怕泥鳅鱼为由一直拖着没买。后来父亲只能喝一点牛奶了。再后来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父亲至死也没吃上他想吃的泥鳅鱼。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市场上就有卖的。一辈子疼我爱我的老父亲,临死前就这么一点要求我都没做到啊!直到现在,每当我在市场上看到泥鳅鱼时,心里都会像针扎一样难受。

我们儿女占有了父亲的精力,剥夺了他的时间,消耗了他的生命,可以说,他为我们奉献了他的一切。他一辈子刚强,从来没有要求儿女为他做什么,从来没有麻烦过我们。就连他快咽气时,心里想的还是不麻烦我们。那一幕让我永生不忘:当时父亲已奄奄一息,无法说话了,可他却用最后一点力气把胳膊从被窝里伸出来,示意我赶快给他穿装老衣服……他患胃癌一年,只卧床一个月……

只有我的父亲,可以这样。在他强大的时候,庇护我、容忍我;在他衰老的时候,却耻于依靠我。他是赋予我生命的人,而我却忽视了他的生命。

老父亲,女儿没有照顾好您,真的对不起!女儿不求您的原谅,就让女儿承受心灵上的自责吧,以弥补我的过错。

父亲在农村时,养成了有点小毛病就吃去痛片的习惯。他刚开始吃去痛片是因为他干活太累,吃了可以缓解一下,轻松一下。后来每天不论是累了、饿了,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一定要吃去痛片,来到我家仍然保持这个习惯。而我一直坚持给他买,从没间断过,一买就是一大瓶,一大瓶有300片……

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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