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日本为何没清算历史问题

凤凰网：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众所周知，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的焦点。

徐静波：日本觉得，70年过去以后，历史问题不应该再作为一个中日关系之间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们觉得，70年当中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掉。那么日本问了，怎样才能解决？我们说你还没道歉。但是日本认为，从我们天皇开始，从田中角荣与中国建交开始，我们已经道歉29次了，而且都是有文字记录的。中国说，不行，你应该像德国总理一样跪在我们地方，再磕两个响头以后才算道歉。那么，这个问题就没完没了。所以，如何排除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这么一个特敏感，也是特难解决的问题，其实牵扯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从今年的气象来看，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对于日本的过去侵华历史也没有很明确的说你必须谢罪，就是强调你对历史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认识，我们曾经侵略过你们，我们错了，我们以后不再犯了，有这个态度就可以了。但民间还是要求日本再谢罪一次，日本就很着急，日本的首相，上来一个要谢罪一次，上来一个谢罪一次， 70年过去了还在谢罪，100年没完没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感觉到应该向前看，我们要记住这个历史伤痛，但是不要去培养仇恨。70年过去以后，就把这个事情就让它过去。两个国家无论是政治也好，社会也好，经济文化利益也好，有更多的合作。

凤凰网：中国放弃索赔，也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主要根源。

徐静波：我觉得当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关键是最大的原因是政治判断，因为蒋介石首先宣布放弃对日本的索赔，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再要求日本索赔的话就说不过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在整个欧美世界对中国还实行政治和经济封锁情况之下，有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能够愿意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其他的小事情都可以免谈，或者后谈——像钓鱼岛问题一样。所以，当时的毛主席和周恩来能够决定，我们放弃赔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历史性的决策，而且这个决策也使得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日本的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凤凰网：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秦晖老师的看法是比较有道理：当年，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向日本提出索赔的要求，以日本的能力来说，可能赔不了多少，但是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因为索赔是你的权利，你应该伸张，你甚至可以说学着美国在战后重建德国一样，把日本赔偿的钱援助日本，经过了这么一个程序之后，就像美国对德国一样，理也占了，利也有了，好人也做了。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今天的日本回避战争罪责的问题了。

徐静波：日本一直不承认自己是被中国打败的，到现在为止还不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无论是大东亚战争就是亚洲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都是被苏联打败和被美国人打败的。实际上他没有被中国打败过，在中国他投降了，因为是天皇宣布的。其实中日之间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也觉得没有正儿八经把日本打败过，如果我们像美国人一样，把日本赶到海里面去的话，我们扔两颗原子弹到日本本土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再记这个仇的。美国人对日本他根本就不要求什么赔偿和谢罪，尤其像今年70周年的时候，甚至不要求日本首相到珍珠港去献花，它都没提这个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胜利国，心态不一样。我们也是一个胜利国，但是我们胜利是有水分的。

凤凰网：当然这有一个比较，二战之后，此前被日本殖民的韩国根本不具有战胜国地位，甚至不具有索赔的资格。但是韩国伸张了自己的权利，把“索赔权”改为“请求权”，到后来其实也没有落实多少。但是，让利或可示德，弃权多致纵恶。这是秦晖老师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当时没有伸张自己的权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

徐静波：当时如果我们九千名中国军人按计划派驻到日本的话，那么中国战胜过的地位会更加明确，同时我们在日本的利益分割上面会占有许多发言权，但是蒋介石没有派驻这九千名官兵，现在回过头来是很大的失误。结果整个日本事务的战后的处理，都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没有任何发言权。包括刚才你说索赔问题，美国人是以联合国军的身份去的，中国不吭声，那么麦克阿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留下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在战后问题的处理过程当中，在外部属于远东军事法庭，对一些战犯进行审判，日本国内没有对战争的问题进行过任何一次很好的处理。

这个问题呢，我去问过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我说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那样，对历史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算？村山富市给我讲了三个理由。第一点，日本人对天皇的认知和德国人对希特勒的认知是完全两个概念，因为希特勒他是民选总统，后任总统可以轻易的地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前任总统上面去，然后把历史做一个最彻底的颠覆。你现在看天皇没什么感觉，就那个时候看天皇是看菩萨，就像观音菩萨供在那个地方，你敢说观音菩萨一个坏话吗？不敢说。所以战后谁都不敢对天皇说一句不敬的话。那么所以，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他们觉得，自己是天皇的替死鬼。日本国内有一种舆论，就像一个公司一样，董事长犯的错误要这个部长去顶嘴，部长全杀了，董事长还当着呢，这是没道理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德国当年在欧洲是孤立的，如果德国当年不在欧洲处理好战后赔偿等问题的话，德国在欧洲是存在不下去的。但是日本在战后恰恰是与两个主要的受害国中国和韩国，在将近20年里面是没有外交关系的（韩国是1968年才建交）。那就意味着你不需要赔偿，它也没有资格说向你赔偿，这是一点。

而且在十几年二十年当中呢，恰恰是一些甲级战犯，后来当了首相的岸信介在内。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岸信介被关在东京巢鸭监狱里面，1948年12月23号，东条英机等12名战犯被处决，岸信介就想，第二天就轮到我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穿戴得干干净净，只听到美国大兵的皮鞋咔碴、咔碴的脚步声，结果美国大兵在他门口一停下来，打开门以后就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回家了。所以，岸信介觉得美国人是救了他。但是岸信介是甲级战犯，尤其他在满洲国期间当过总务厅副厅长，这么重要的一个甲级战犯，恰恰成为了日本首相。那他怎么会对自己的罪行颠覆呢？没法颠覆。这几个原因，都决定了日本战后没法像德国那样认罪。

就这么下来到现在为止，70年过去了以后，中国说这个帐没算好，我们再算，但是没法算。日本一直讲要向前看，中国说不行，这个历史问题还得清算，所以，中日关系一直纠结在这个历史问题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