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化学奖释放的信号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点45分，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英国弗兰西斯克里克学院的托马斯·林道尔(TomasLindahl)、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保罗·莫德里奇(Paul Modrich)和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的阿奇兹·桑卡(Aziz Sancar)共同获得该奖。因为他们发现和阐明了DNA修复的机制。

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把电话打到桑卡家，其妻接了电话后对桑卡说，这个电话非常重要，你要亲自接。正在睡觉的桑卡接电话后非常吃惊，以至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因为，桑卡一直认为其研究如果能够获诺贝尔奖，应该是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在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后，他以为今年自己已经没有获奖的希望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所以会受宠若惊并语无伦次。

DNA损伤修复机制对于生命的繁衍、预防和治疗癌症都非常重要，卡桑也从研究伊始就希望其研究成果能被应用于医药领域，这本应是生物医学的内容，却为何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青睐？

答案应当是比较清晰的，交叉学科是比较容易出成果的富矿。这一点早就被一些科研前辈用来鼓励年轻学子，学生物吧，因为，诺贝尔奖有两个奖项在等待着你们——— 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

如果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做点有意义的事并获得成果，多学科交叉的结合部就是一条康庄大道，诺贝尔奖的历史也早就提示或者是不言自明。199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3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F·弗奇戈特、路易斯·J·伊格纳罗和弗里德·穆拉德，因为他们发现硝酸甘油及其他有机硝酸酯可释放一氧化氮气体，而后者则能扩张血管平滑肌从而使血管舒张，这是生物化学的内容。

200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以色列的阿龙·切哈诺沃、阿夫拉姆·赫尔什科和美国的欧文·罗斯，因为他们发现了泛素对蛋白质降解(死亡)的调节，这也是生物医学和化学的内容。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也是如此。美国科学家罗杰·科恩伯格因在真核转录的分子基础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而独自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科恩伯格揭示了真核生物体内的细胞如何利用基因内存储的信息生产蛋白质，也就是真核生物必须先将储在基因里的信息备份并传送至细胞外层，细胞再利用这些信息生产蛋白质，这个过程也称为转录。

上述获奖和今年的化学奖所表彰的内容实际上既是生物、医学的，也是化学的，而且很难严格区分它们到底是生物学、医学还是化学，因为三者已经有机结合在一起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他的第一次获奖是1958年也是化学奖，因为他完整测定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证明蛋白质具有明确构造；第二次是1980年同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发明的DNA测序方法“打开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大门”。

如果说生物、医学和化学是一些有比较天然联系的学科，因而容易结合在一起并拓宽视野和获得成果的话，那么，在跨度较大的学科之间驰骋纵横难度就更大一些。但越是在这些难度大的地方，越容易发现真理，从而不会让真理从鼻尖溜走。200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如此。

美国的保罗·C·劳特伯和英国的皮特·曼斯菲尔德因为把磁共振成像技术应用到医学领域，极大地方便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从而获得200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是采用物理的技术和方法来研究医学，从而取得创造性成果。

交叉学科容易获得成果的原因有三。一是旧有的学科领地已经深耕细作得比较充分了，要挖掘出新成果相对困难；二是随着社会的需求和科学的发展，旧有学科的划分需要突破，新的学科则会应运而生，而新学科大多会建立在多学科的结合部位上；三是交叉学科本身就是一个新领域，在他人尚未耕种的土地上耕耘，获得新发现新果实的几率就会更大一些，因此，交叉学科就成为创新的基地之一。

交叉学科或运用交叉学科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研究并非简单地把不同学科组合起来，而是有多种层次，一是捆绑式学科交叉，二是渗透式学科交叉，三是螯合式学科交叉。所谓螯合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配位原子的多齿配体与同一个金属离子形成螯合环的化学反应。所有这些交叉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也会产生一些重大成果。

在屠呦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中国研究人员的眼光要看得更远一些，今年的化学奖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和重要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