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多次“解救”被捕中共党员

核心提示：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

《辽沈晚报》2009年07月10日第A07版版面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07月10日第A07版，作者：叶永烈，原题：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是谁？

破解历史之谜，巡捕程子卿浮出水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然而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1926年进入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他和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耕莘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关档案部门保存。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薛耕莘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耕莘因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

子夜紧急决定，李达夫人提议改赴南湖

在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来看看。“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在外绕了一大圈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述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他原本因腹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王会悟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点、10点，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说，当天夜里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到达嘉兴之后，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

王会悟还特意要了一桌酒席，借了两副麻将。

订好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摘自《武汉晚报》，叶永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