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杂志总编辑:雷锋会变成道德之神

作者:许晔

2015-09-06 第381期

一个60年代的红色偶像,成了一本21世纪杂志的名字。

《雷锋》杂志办公室的门一打开,正对的白墙上贴着鲜红的雷锋头像与标语。

一个60年代的红色偶像,成了一本21世纪杂志的名字。

这本名为《雷锋》的杂志于7月在北京创刊,但实际上,在创刊号发行之前,这本杂志早已发刊6期。3月2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给这本杂志批准了全国刊号。杂志总编辑陶克显得很自豪:“国家给了《雷锋》杂志一个’户口’,这就成为世界上第一本以人名命名的出版物。”

《雷锋》杂志成了中国9000多种出版物中的一员,刊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好人好事、孔孟之道和对质疑雷锋的反驳文章。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时空交错感——60年代被批驳打倒的孔圣人,出现在一本以60年代红色偶像名字命名的杂志上,还有文章分析他们各自归属的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是否可以达到融合。

创刊之初,创立者们分别在包头、北京和抚顺举办了三次杂志刊名的投票,投票的参与者为包头学雷锋交流会会员,北京海淀区的数位中小学老师,和86个全国“雷锋出租车队”队长。这些投票者为杂志评选出的名字是《雷锋365》、《时尚雷锋和雷锋风》、《雷锋你我他》。杂志社最后采纳了国家邮政报刊发行局一位官员的意见——直接使用雷锋的名字。

杂志的创刊与官方舆论导向不无关系。2012年,中央出台了“学雷锋常态化”文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曾多次号召全国学习雷锋。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报道为红色英雄正名,对网络上的质疑声音进行反驳。

这本由人民出版社主管的杂志的资助者是三名企业家,他们总共出资100万,目前发行量为3万,读者主要是军队、工会、妇联、精神文明办、中国志愿者协会、企业、学校,和一些“具有雷锋情结的人”。在新出炉的第二期,红色的封面上标明了杂志新的名号“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指导刊物”。

但你暂时在报刊亭上还看不到它,创立者们称,他们正在考虑准备做面向市场的尝试。

“雷锋会变成道德之神”

这家杂志社位于北京西二环一幢白色居民楼里,《解放军报》报社旁边。如同这个国家其他重要官方媒体一样,报社大院前的岗亭里站着笔挺的哨兵,充满警惕,面无表情。有时,《雷锋》杂志社的年轻雇员会去大院里的食堂吃午餐,他们为此办了临时通行卡。

通往杂志社的电梯间里,摆着一个小小的桌子和座椅,坐着一个玩手机的女人。她会问你去几楼,而后按了楼层,整个过程中都不会抬起盯着手机的头。雇一个人专职开电梯,这是数十年前北京楼房的普遍现象,而新建小区和写字楼里,很少再能看到这种历史的遗迹。

杂志社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作为精神图腾的雷锋几乎无处不在——会议室墙角的雷锋塑像,墙上的雷锋剪纸画像和语录,工作人员胸前的雷锋徽章,印着雷锋的环保袋和iphone手机壳。一切都显示出一种偶像崇拜的类宗教风格。

而在杂志总编辑陶克的观念中,雷锋就是要坐在神坛上的人:“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让更多的人信奉雷锋的人生哲学,再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雷锋就由一个人变成一个道德之神,那个时候就再不会有人来考证雷锋的真实,甚至辱骂他、诬蔑他,而是在心里像对待菩萨一样的敬畏他。”

这位62岁的前《解放军报》副总编自称是“传播雷锋精神的职业家”,在2013年,他出版了一本“基于个人采访记录和142位老同志回忆”写成的书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而在这本最新编纂的杂志中,他将雷锋和孔子、毛泽东并列在一起,为他们开了一个专门的栏目“三圣堂”,分别为好人、圣人和伟人。

在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下,雷锋融进了国家话语体系,成为60年代中国人精神重要组成部分。在陶克第一次知道雷锋时,他那年10岁,小学三年级。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并号召全国学习雷锋,以后每年的3月5日都被官方指定为“学雷锋日”。

这个22岁的湖南年轻人一时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政治偶像,而在60年代期间,与他一同出现大众面前的政治模范们几乎都是平民英雄——他们几乎都拥有贫苦的童年,在基层岗位上恪尽职守,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为了“集体”而放弃个人利益——比如“铁人”王进喜,草原英雄小姐妹。

在60年代,雷锋被全国范围宣传时,雷锋精神被定义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50年之后,雷锋成了“好人”的符号,连他最忠实的拥趸也放弃了最初的定义,虽然他们认为雷锋精神的内核未曾改变过,只是不同时代解读不同。

“是冲着这个平台来的”

杂志社的管理者们大多是已经退休的军人,比如陶克,他拥有少将军衔。军人的细节随处可见——沙发和书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资料,放在书柜里的军帽,桌上的军官证。他们基本都穿着军绿色长裤,握手时会双腿并拢,微倾前身,手掌绷直,动作一致标准,连手臂弯曲的弧度都精准如一。

杂志社里还有8个年轻人,很难说所有年轻人都是受到雷锋的感召而来的。陈烨,编辑部里一位刚毕业的90后女大学生,在解释为何在此工作时说:“刚开始来,其实是冲着这个平台来的,这个平台很好。”她和另外几位员工都提到了陶克本人的吸引力,他在军方宣传界颇具名望,一位下属称他是“军报新闻界的领头人物”。

目前杂志社还未公开对社会进行大规模招聘,发行部的郭艳飞说,来的年轻人都是与雷锋有渊源的人。这位1976年出生的女士看起来精明干练,在进杂志社之前,她就与发行部主任李新新相识多年:“之前像他们在机关单位,他们对企业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是做企业的,当时就觉得那我去帮你们做这件事情。”

郭艳飞介绍说,陈烨的举荐人是邓州编外雷锋团,这是雷锋生前战友回乡后自发建立的组织,陈烨的姨夫是编外雷锋团的骨干;而杂志社里的留美海归张迈元,是全国劳动模范、“首都雷锋出租车队”队长的侄女,“像她那个阿姨都做了(雷锋车队队长)十多年了,习总书记都接见过。”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而言,雷锋这样的红色偶像是遥远而模糊的,虽然意识形态宣传仍在起着作用。郭艳飞的儿子即将上初中,当她把《雷锋》杂志带回家时,她欣慰于儿子的反应:“哇!妈妈,这个好正能量啊!”儿子告诉她,学校里仍会教导他们唱宣传雷锋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但这与60年代的铺天盖地已经无法相比。2013年3月5日,在雷锋去世50周年之际,官方再次大规模动员全国“学雷锋”,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评价此次宣传活动是“暴露了老式宣传手段在互联网时代的缺陷”。网友们在微博上质疑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网友甚至讽刺地说:“你的孩子移民海外,但你让我学雷锋;我喝了毒牛奶而患癌症,但你还让我去学雷锋。”

主旋律电影也遭遇了寒潮。2013年,三部以雷锋为主题的电影《青春雷锋》、《雷锋在1959》和《雷锋的微笑》同期上映。《青春雷锋》3月4日首映当日在南京“零票房”,虽然制片人后来称,首映当日有89名观众,票房有2595元,但仍旧挽救不了电影在网络上的差评如潮,它的豆瓣评分只有2.5。

1964年上映的《雷锋》“反响热烈”,这部电影的编剧陆柱国曾对媒体回忆:“那时候,讨论这部电影的报纸,都整合成了一个集子,出了一本书。”此后一系列以红色偶像为主角的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院线遍布的今天,当年的万人空巷再也无法复制。

陶克将之归结为“艺术价值和推广方式”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影片不该和商业片使用同样的推广方式,“可以把这个片子当成青少年、部队、工会的教育片,利用学习活动组织大家观看”。

在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显然更关注现代明星,而不是脸孔严肃的红色偶像。7月底,两个当红偶像团体TFboys和EXO的粉丝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口水战,参与者多半是未过青春期的中小学生,微博热门榜将之名为“小学生世纪骂战”。

陶克觉得这是对英雄的宣传缺失。他抱怨每次老科学家、文学家、战斗英雄组织开会只是开完了就走,“有多少人组织他们到大学里,在电视上亮相?如果这样的亮相多了,他们不就成为最可爱的人了吗?”

在《雷锋》杂志办公室里,雷锋几乎无处不在。

“雷锋学是中国现代国学”

然而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雄心勃勃的《雷锋》杂志要面对的是一个喧嚣、复杂、习惯以“我”而非“我们”为思考主体的群体。平民英雄们的故事在网上遭到质疑——在一篇网上流传颇广的文章中,作者质疑雷锋“春节两天捡粪600斤”的真实性;“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被质疑是为了鼓舞士气而虚构出来的。

2015年1月4日,新华社退休记者李竹润在微博上公开道歉,称坊间流传多年的美国“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一事子虚乌有,而他自己,就是这个假新闻的“二传手”。此事在国内舆论引起轩然大波。

“西点军校学雷锋”的传言已经传了23年,分裂的两方仍然争论不休。2002年8月,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张淑芬曾去西点军校,专门搜集雷锋消息,回国后她承认:“西点军校的固定雕像中没有雷锋雕像,大厅里没有雷锋像,学员手册里没有雷锋格言,固定教材中没有雷锋事迹,课程中也没有提到雷锋。”

2003年,方舟子曾就此事致信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第二天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回信称:“那篇文章中关于雷锋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陶克却觉得,李竹润还是“以道歉的名义撒了个弥天大谎”。他的论据与《解放军报》1月7日的报道颇为类似:上世纪80年代西点军校招生简章上有教室贴着雷锋画像的照片,而2004年7月28日,西点军校教官马科斯和6名学员,也曾访问抚顺雷锋纪馆。“如果不崇敬雷锋,他犯神经病?中国人崇敬式的习惯说我学你,你学我,这个词也没什么错的啊。”

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一书中,他写道:“我重申50多年前中宣部宣布的一条纪律:宣传雷锋,谁造假开除谁的党籍。”……“凡是以前见过报的事迹,一律重新审核,与事实有出入的一律纠正。凡以后要见报的稿件,必须通过沈阳军区政治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审批发稿。”

他举了三个例子加以佐证。一名宣传股股长写了一篇综合稿件,未经审核后见报,受到处分,转业离队;中宣部等单位联合组织的调查组,核实《雷锋送月饼》一文中“雷锋听《良宵》落泪”为假,日后报道中都将之删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一位处长曾指出“雷锋取款”照片的不妥:“像这样的事,补拍就不如画一张画来表现好,不然,大家一看就会提出疑问:雷锋取款你怎么照下来了?反而影响宣传效果。”

陶克承认照片是摆拍的,但他也为偶像辩解:“那个年代,一个团才有一个照相机,中国人照片大部分都是摆拍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是雷锋的错。”

在他们的观念中,否定红色英雄是涉及国家信仰根基和民族存亡的事情——这些红色偶像身上寄托着几代人的精神信仰和感情,苏联被视为前车之鉴。“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不能容忍有人来诬蔑、否定,他否定的不是一个人,他是向这个国家宣战,是向我们的信仰宣战,也是向人民宣战,向好人宣战。”

他要把这本杂志打造成“中国道德建设的一个权威刊物”,定位人群是“有雷锋情怀的人”。

陶克对他的宏大设想信心百倍。《雷锋》杂志已经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他还要为它开办网站,开通微博。《雷锋》杂志会从这间小屋走出去,按照办公室里墙面上的地图一步一步走出去:北京——中国——世界。

他还要组建雷锋书画院,建立“雷锋学院”,“会同社科院、国防大学一批专家立题,具体搭个班子,还要一些企业家搞一些赞助,争取两三年出一本教材。再打算依托一些全国的学习,建立一些分院,搞一些短期的培训和课程,最后成为井冈山学院那样的独立学院。”

在他的蓝图中,北京还会兴起一座“雷锋大厦”,设有永久性展览馆,收藏雷锋文物、图片和日记;雷锋学院坐落于其内,每周推出一个讲座,“ 将来外国人到这里来旅游,要看看中国的雷锋大厦。”大学里会有一门名为“雷锋文化学”的学科,专门研究雷锋精神和学雷锋活动的组织规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学。雷锋的很多行为超越了时代、阶级。雷锋精神具有超越性。”

在采访结束时,陶克说他们正在写招聘启事:“迎合你们年轻人,标题叫‘雷锋喊你来上班’。”原本的招聘要求中有“有雷锋情结”这一条,招聘启事的执笔人把它删了:“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要求这个太不现实了。有正能量就行了。”(凤凰网 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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