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杂志总编辑：雷锋会变成道德之神

《雷锋》杂志办公室的门一打开，正对的白墙上贴着鲜红的雷锋头像与标语。

一个60年代的红色偶像，成了一本21世纪杂志的名字。

这本名为《雷锋》的杂志于7月在北京创刊，但实际上，在创刊号发行之前，这本杂志早已发刊6期。3月2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给这本杂志批准了全国刊号。杂志总编辑陶克显得很自豪：“国家给了《雷锋》杂志一个’户口’，这就成为世界上第一本以人名命名的出版物。”

《雷锋》杂志成了中国9000多种出版物中的一员，刊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好人好事、孔孟之道和对质疑雷锋的反驳文章。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时空交错感——60年代被批驳打倒的孔圣人，出现在一本以60年代红色偶像名字命名的杂志上，还有文章分析他们各自归属的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是否可以达到融合。

创刊之初，创立者们分别在包头、北京和抚顺举办了三次杂志刊名的投票，投票的参与者为包头学雷锋交流会会员，北京海淀区的数位中小学老师，和86个全国“雷锋出租车队”队长。这些投票者为杂志评选出的名字是《雷锋365》、《时尚雷锋和雷锋风》、《雷锋你我他》。杂志社最后采纳了国家邮政报刊发行局一位官员的意见——直接使用雷锋的名字。

杂志的创刊与官方舆论导向不无关系。2012年，中央出台了“学雷锋常态化”文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曾多次号召全国学习雷锋。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报道为红色英雄正名，对网络上的质疑声音进行反驳。

这本由人民出版社主管的杂志的资助者是三名企业家，他们总共出资100万，目前发行量为3万，读者主要是军队、工会、妇联、精神文明办、中国志愿者协会、企业、学校，和一些“具有雷锋情结的人”。在新出炉的第二期，红色的封面上标明了杂志新的名号“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指导刊物”。

但你暂时在报刊亭上还看不到它，创立者们称，他们正在考虑准备做面向市场的尝试。

“雷锋会变成道德之神”

这家杂志社位于北京西二环一幢白色居民楼里，《解放军报》报社旁边。如同这个国家其他重要官方媒体一样，报社大院前的岗亭里站着笔挺的哨兵，充满警惕，面无表情。有时，《雷锋》杂志社的年轻雇员会去大院里的食堂吃午餐，他们为此办了临时通行卡。

通往杂志社的电梯间里，摆着一个小小的桌子和座椅，坐着一个玩手机的女人。她会问你去几楼，而后按了楼层，整个过程中都不会抬起盯着手机的头。雇一个人专职开电梯，这是数十年前北京楼房的普遍现象，而新建小区和写字楼里，很少再能看到这种历史的遗迹。

杂志社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作为精神图腾的雷锋几乎无处不在——会议室墙角的雷锋塑像，墙上的雷锋剪纸画像和语录，工作人员胸前的雷锋徽章，印着雷锋的环保袋和iphone手机壳。一切都显示出一种偶像崇拜的类宗教风格。

而在杂志总编辑陶克的观念中，雷锋就是要坐在神坛上的人：“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让更多的人信奉雷锋的人生哲学，再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雷锋就由一个人变成一个道德之神，那个时候就再不会有人来考证雷锋的真实，甚至辱骂他、诬蔑他，而是在心里像对待菩萨一样的敬畏他。”

这位62岁的前《解放军报》副总编自称是“传播雷锋精神的职业家”，在2013年，他出版了一本“基于个人采访记录和142位老同志回忆”写成的书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而在这本最新编纂的杂志中，他将雷锋和孔子、毛泽东并列在一起，为他们开了一个专门的栏目“三圣堂”，分别为好人、圣人和伟人。

在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下，雷锋融进了国家话语体系，成为60年代中国人精神重要组成部分。在陶克第一次知道雷锋时，他那年10岁，小学三年级。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并号召全国学习雷锋，以后每年的3月5日都被官方指定为“学雷锋日”。

这个22岁的湖南年轻人一时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政治偶像，而在60年代期间，与他一同出现大众面前的政治模范们几乎都是平民英雄——他们几乎都拥有贫苦的童年，在基层岗位上恪尽职守，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为了“集体”而放弃个人利益——比如“铁人”王进喜，草原英雄小姐妹。

在60年代，雷锋被全国范围宣传时，雷锋精神被定义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50年之后，雷锋成了“好人”的符号，连他最忠实的拥趸也放弃了最初的定义，虽然他们认为雷锋精神的内核未曾改变过，只是不同时代解读不同。

“是冲着这个平台来的”

杂志社的管理者们大多是已经退休的军人，比如陶克，他拥有少将军衔。军人的细节随处可见——沙发和书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资料，放在书柜里的军帽，桌上的军官证。他们基本都穿着军绿色长裤，握手时会双腿并拢，微倾前身，手掌绷直，动作一致标准，连手臂弯曲的弧度都精准如一。

杂志社里还有8个年轻人，很难说所有年轻人都是受到雷锋的感召而来的。陈烨，编辑部里一位刚毕业的90后女大学生，在解释为何在此工作时说：“刚开始来，其实是冲着这个平台来的，这个平台很好。”她和另外几位员工都提到了陶克本人的吸引力，他在军方宣传界颇具名望，一位下属称他是“军报新闻界的领头人物”。

目前杂志社还未公开对社会进行大规模招聘，发行部的郭艳飞说，来的年轻人都是与雷锋有渊源的人。这位1976年出生的女士看起来精明干练，在进杂志社之前，她就与发行部主任李新新相识多年：“之前像他们在机关单位，他们对企业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是做企业的，当时就觉得那我去帮你们做这件事情。”

郭艳飞介绍说，陈烨的举荐人是邓州编外雷锋团，这是雷锋生前战友回乡后自发建立的组织，陈烨的姨夫是编外雷锋团的骨干；而杂志社里的留美海归张迈元，是全国劳动模范、“首都雷锋出租车队”队长的侄女，“像她那个阿姨都做了（雷锋车队队长）十多年了，习总书记都接见过。”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而言，雷锋这样的红色偶像是遥远而模糊的，虽然意识形态宣传仍在起着作用。郭艳飞的儿子即将上初中，当她把《雷锋》杂志带回家时，她欣慰于儿子的反应：“哇！妈妈，这个好正能量啊！”儿子告诉她，学校里仍会教导他们唱宣传雷锋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但这与60年代的铺天盖地已经无法相比。2013年3月5日，在雷锋去世50周年之际，官方再次大规模动员全国“学雷锋”，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评价此次宣传活动是“暴露了老式宣传手段在互联网时代的缺陷”。网友们在微博上质疑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网友甚至讽刺地说：“你的孩子移民海外，但你让我学雷锋；我喝了毒牛奶而患癌症，但你还让我去学雷锋。”

主旋律电影也遭遇了寒潮。2013年，三部以雷锋为主题的电影《青春雷锋》、《雷锋在1959》和《雷锋的微笑》同期上映。《青春雷锋》3月4日首映当日在南京“零票房”，虽然制片人后来称，首映当日有89名观众，票房有2595元，但仍旧挽救不了电影在网络上的差评如潮，它的豆瓣评分只有2.5。

1964年上映的《雷锋》“反响热烈”，这部电影的编剧陆柱国曾对媒体回忆：“那时候，讨论这部电影的报纸，都整合成了一个集子，出了一本书。”此后一系列以红色偶像为主角的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院线遍布的今天，当年的万人空巷再也无法复制。

陶克将之归结为“艺术价值和推广方式”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影片不该和商业片使用同样的推广方式，“可以把这个片子当成青少年、部队、工会的教育片，利用学习活动组织大家观看”。

在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显然更关注现代明星，而不是脸孔严肃的红色偶像。7月底，两个当红偶像团体TFboys和EXO的粉丝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口水战，参与者多半是未过青春期的中小学生，微博热门榜将之名为“小学生世纪骂战”。

陶克觉得这是对英雄的宣传缺失。他抱怨每次老科学家、文学家、战斗英雄组织开会只是开完了就走，“有多少人组织他们到大学里，在电视上亮相？如果这样的亮相多了，他们不就成为最可爱的人了吗？”

在《雷锋》杂志办公室里，雷锋几乎无处不在。

“雷锋学是中国现代国学”

然而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雄心勃勃的《雷锋》杂志要面对的是一个喧嚣、复杂、习惯以“我”而非“我们”为思考主体的群体。平民英雄们的故事在网上遭到质疑——在一篇网上流传颇广的文章中，作者质疑雷锋“春节两天捡粪600斤”的真实性；“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被质疑是为了鼓舞士气而虚构出来的。

2015年1月4日，新华社退休记者李竹润在微博上公开道歉，称坊间流传多年的美国“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一事子虚乌有，而他自己，就是这个假新闻的“二传手”。此事在国内舆论引起轩然大波。

“西点军校学雷锋”的传言已经传了23年，分裂的两方仍然争论不休。2002年8月，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张淑芬曾去西点军校，专门搜集雷锋消息，回国后她承认：“西点军校的固定雕像中没有雷锋雕像，大厅里没有雷锋像，学员手册里没有雷锋格言，固定教材中没有雷锋事迹，课程中也没有提到雷锋。”

2003年，方舟子曾就此事致信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第二天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回信称：“那篇文章中关于雷锋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陶克却觉得，李竹润还是“以道歉的名义撒了个弥天大谎”。他的论据与《解放军报》1月7日的报道颇为类似：上世纪80年代西点军校招生简章上有教室贴着雷锋画像的照片，而2004年7月28日，西点军校教官马科斯和6名学员，也曾访问抚顺雷锋纪馆。“如果不崇敬雷锋，他犯神经病？中国人崇敬式的习惯说我学你，你学我，这个词也没什么错的啊。”

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一书中，他写道：“我重申50多年前中宣部宣布的一条纪律：宣传雷锋，谁造假开除谁的党籍。”……“凡是以前见过报的事迹，一律重新审核，与事实有出入的一律纠正。凡以后要见报的稿件，必须通过沈阳军区政治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审批发稿。”

他举了三个例子加以佐证。一名宣传股股长写了一篇综合稿件，未经审核后见报，受到处分，转业离队；中宣部等单位联合组织的调查组，核实《雷锋送月饼》一文中“雷锋听《良宵》落泪”为假，日后报道中都将之删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一位处长曾指出“雷锋取款”照片的不妥：“像这样的事，补拍就不如画一张画来表现好，不然，大家一看就会提出疑问：雷锋取款你怎么照下来了？反而影响宣传效果。”

陶克承认照片是摆拍的，但他也为偶像辩解：“那个年代，一个团才有一个照相机，中国人照片大部分都是摆拍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是雷锋的错。”

在他们的观念中，否定红色英雄是涉及国家信仰根基和民族存亡的事情——这些红色偶像身上寄托着几代人的精神信仰和感情，苏联被视为前车之鉴。“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不能容忍有人来诬蔑、否定，他否定的不是一个人，他是向这个国家宣战，是向我们的信仰宣战，也是向人民宣战，向好人宣战。”

他要把这本杂志打造成“中国道德建设的一个权威刊物”，定位人群是“有雷锋情怀的人”。

陶克对他的宏大设想信心百倍。《雷锋》杂志已经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他还要为它开办网站，开通微博。《雷锋》杂志会从这间小屋走出去，按照办公室里墙面上的地图一步一步走出去：北京——中国——世界。

他还要组建雷锋书画院，建立“雷锋学院”，“会同社科院、国防大学一批专家立题，具体搭个班子，还要一些企业家搞一些赞助，争取两三年出一本教材。再打算依托一些全国的学习，建立一些分院，搞一些短期的培训和课程，最后成为井冈山学院那样的独立学院。”

在他的蓝图中，北京还会兴起一座“雷锋大厦”，设有永久性展览馆，收藏雷锋文物、图片和日记；雷锋学院坐落于其内，每周推出一个讲座，“ 将来外国人到这里来旅游，要看看中国的雷锋大厦。”大学里会有一门名为“雷锋文化学”的学科，专门研究雷锋精神和学雷锋活动的组织规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学。雷锋的很多行为超越了时代、阶级。雷锋精神具有超越性。”

在采访结束时，陶克说他们正在写招聘启事：“迎合你们年轻人，标题叫‘雷锋喊你来上班’。”原本的招聘要求中有“有雷锋情结”这一条，招聘启事的执笔人把它删了：“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要求这个太不现实了。有正能量就行了。”(凤凰网 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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