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软实力攻势”

一般来说，某位学者的立场改变后，就很难做到客观中立去评判原来的研究对象，多少会带有一些立场转变后的偏见。美国的“中国通”沈大伟就是一个例子。

沈大伟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7-8月号发表了《中国软实力攻势——寻求尊重》一文，由中国社科院《国际中国研究动态》翻译成中文，这是他继《中国即将崩溃》后又一涉及中国的文章。在后者中，沈阐述了他转向的原因，并对中国作出了悲观的有些耸人听闻的预测。“软实力”一文我未看原文，不知翻译准确与否，但从题目看，似乎这是一篇很中立之文，沈用“寻求尊重”点出中国在国际上开展软实力攻势的目的，在我看来，也算公允。

不过，细看文章后，会觉得偏见随处可见，不像题目显示的那么中立。沈文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编者或译者所言，沈并未将中国正常开展的公共外交、国际间合作与政治外宣加以必要区分；二是沈过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外宣工作。

前者如用不同口径衡量两国外宣（公共外交）投入。沈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的“外宣”年度预算接近100亿美元，而美国国务院2014财年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开支为6.06亿美元。中国外宣投入高出美国15倍，从常识来看就有些不合，这显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对比。

首先，沈文所指的中国“外宣”的范围要大于美国的公共外交；其次，6.06亿美元仅仅指的是美国务院的公共外交，而美从事公共外交的部门肯定不只国务院。另外，沈文也把教育、政府主场外交、政府主持的交流项目及军方的外围组织搞的活动，都一并混同于政治外宣。如果不是不了解中国国情，就可能是有意为之。

比起这种混同来，沈大伟过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中国外宣更值得关注。应该承认，国家外宣带有意识形态的成分，这一点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不但中国如此，所有的国家都如此。难道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单单教授语言，传播文化，背后没有隐含着某种国家意图？美国就更不用讲了，其公共外交最终目的是要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向外输出民主。

但是，不论中国的外宣，还是美国的公共外交，肯定不仅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还带有其他目的。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外宣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都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目标。

理解才能避免冲突，在这一基础上，若本国的文化、生活、价值观乃至政治制度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有吸引力，这就是一个软实力发挥影响的过程。为此，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资源去推广。何况，中国本来就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 奈，还是沈大伟本人，都承认。沈文就认为，中国有着世界级的文化、美食和人力资源。

然而，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贫困和封闭，国家不可能投入大量资源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即使想这么做条件也不允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倒是有段时间为了和苏联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不计成本，超越国力支援第三世界，但那时输出的也是革命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一段时期里埋头搞建设，不注重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去进行大外宣，说实话，除了历史和文化，中国也没有什么向世界夸耀的。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十多年来才有所改变。由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的硬实力在世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软实力还是软肋，中国才有意识地向世界加强软实力建设。

从大国崛起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后，特别是在成为世界大国后，都希望自己的发展经验能够得到认可，被其他国家所分享，国际地位能够提高，被其他国家和人民所尊重。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从世界的多样性来说，也需要不同的思想、学说、发展经验和道路互相竞争。

有鉴于此，当中国经济崛起后，决策层认为有必要把中国这套发展经验——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传播，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少在发展经济上的优越性，也就很正常。至于这套发展经验被概括为“北京共识”，以挑战美国的“华盛顿共识”，这更多应是学者们为追求学术效果而做的研究，而非政府有意为之。当然，中国在推广这套发展经验时，可能客观上会使得美国感受到压力。

除证明自身优越性外，中国向世界输出这套发展经验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如沈文题目所言，“寻求尊重”。因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感受到软实力的严重失衡而带来的尊重感削弱。中国的经济现在在世界上占有很大比重，但中国真实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同比例提高。

在领导人看来，这或许是因为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还缺乏了解，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前或改革初期之故。因此，要赢得尊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就需要让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今日的现状有所了解和理解，改变其对中国的陈旧认知，这就提出了一个软实力建设问题，加强对外宣传。

不必讳言，中国对软实力的推广有着自己的理解，把它看成一种大外宣模式，因此用多少带有宣传的方式去推广和传播文化和制度，对此可以争议。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来理解软实力的传播确实不是很好，导致中国花了大价钱效果不明显，但不能由此证明中国向世界推广和传播自己的软实力的意图和目的也错了。沈大伟对中国外宣的“偏见”，就是从外宣的手段和效果来质疑其目的和意图，把中国的外宣作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

其实，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严格地说，没有纯外宣或公共外交，外宣和内政是连在一块的，他国人民和政府是通过你的国内人权状况和对内政问题的处理来观察和看待你的外宣和软实力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要改善外宣和软实力推广的效果，必须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和施政方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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