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之后，美国人做了什么？

工业蓬勃时代，政府站资方一边

惨烈的三角工厂火灾

火灾发生后，警方首先组织遇难者的家属认领尸体。这些个体生命的片段，事件的花絮和插曲，一连几天占据了当地报纸的主要版面。四天后，有35万人参加了为三角工厂死难者举行的送葬游行。成千上万的人们冒着一场绵绵阴雨走完了全程。还有25万人站在路边默默观看了仪式。但是，关于死难者到底怎么死的、谁该被追究、该怎么善后等，都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模糊起来。政坛领袖人物们态度模棱两可而又急于为自己辩护。

在1911年时，工厂的消防安全已经早在整整一代人以前成为现实；事实上，工厂防火科学出现得还要更早。1835年，当罗德岛一位棉纺厂厂主撒迦利亚·艾伦发现，对自己这家防火安全系数极高的工厂，火灾保险公司竟然收取跟一般烂厂一样高昂的保费时，他实在感到忿忿不平，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将防火安全系数高的厂家捆绑到一起自保。

艾伦的互保机制将这一动力给颠倒了过来。由于成员们都要为每一次火灾买单，较安全的工厂就意味着可以交较低的保费。到1880年代时，标准的新英格兰棉纺厂已配备了自动洒水车、防火墙和防火门（可以将火势限制在工厂的一定范围内，并给工人创造逃生的安全地带）。火灾不再是棉纺厂的致命威胁，其它地方也发展出另外一些安全措施，例如1911年在费城，商业大厦中封闭的防火楼梯取代了露天的铁质消防通道。所有这些发明——防火墙、防火门、消防楼梯，尤其是自动洒水车——对于曼哈顿的工厂主们来说，理论上都是做得到的。可实际上在整个纽约都找不到这些东西。把持保险公司的是那些政治上千丝万缕的保险经纪，他们赚大钱的方式是通过多卖保险尤其是高额保险赚取更高的提成。安全的建筑意味着较低的保费和提成。经纪人帮保险公司将最高风险的保单分成零碎的小股项目，这样一来即便出大事，也没有哪个保险公司会遭到重创。

布兰克和哈里斯就是这一病态体制的最佳例子。很少有工厂主像他们一样付那么高的保险费，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得全城最有势力的保险经纪对他们俯首听命。三角工厂的情况用保险业的说法叫做“变质风险”，因为火灾对他们来说是常事，而他们买各种保险都毫不含糊。此前发生了几次火灾，保险公司每次都照赔不误。正因如此，三角工厂对火灾的防范并不是通过安全措施，而是通过购买越来越高的保险。1911年3月25日发生火灾那阵，这两个工厂主所持有的保险额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三角工厂内实物的价值。他们给整个工厂上了大约20万美元的保险，据估算，要比工厂的实际价值高出8万美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便是高出140万美元）。

当布兰克和哈里斯于1909年申请提高火灾的保险额时，保险公司曾坚持要到三角工厂实地考察一下。哥伦比亚大学的防火专家彼得·麦基隆受雇来进行这项工作。麦基隆注意到华盛顿巷一侧的门“总是锁着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工人偷走成衣）。麦基隆尽力提醒这两位雇主，一旦发生火灾，能否迅速、有序的疏散将是生死攸关的事。他还推荐了另一位专家波特来为这家工厂组织消防训练。1909年6月19日，波特致信两位工厂主，主动提供服务。但他从未收到回应。三角工厂火灾，让布兰克和哈里斯获得超过6万美元赔偿——相当于现今的100万美元。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净盈利：他们从每个受难工人上赚取了400美元。

三角工厂火灾发生后，由于媒体的问责压力，地方检察官惠特曼决定把三角女装厂老板埃塞克·哈里斯和麦克斯·布兰克以过失杀人罪告上法庭（后来脱罪）。不到一个月之后，一个由工程师、建筑师、发展商及科学家组成的特别验尸评判委员会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即开始为州长和州立法提供建议。“这场悲剧波及甚广，”该委员会的报告中表示，“不应该只是追究责任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