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广州美术学院敦煌美术学·中国古代壁画（西部）考察

原标题：西行漫记 广州美术学院敦煌美术学·中国古代壁画（西部）考察

《西方净土变·独舞者》 杨之光（临）

《法华经变·化城喻品》 常书鸿（临）

《九色鹿本生故事》 高鹏（临）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从莫高窟掠走大量珍贵文物,敦煌，由此逐渐被世人所知。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大画家张大千为先导，大批艺术家千里迢迢奔赴西部。经过这些艺术家的研究、整理,沉寂千年的敦煌壁画艺术惊现于世。随后，常书鸿、赵望云、关山月等艺术家对敦煌艺术的临摹学习为那个时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对新国画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敦煌壁画还是独具神秘魅力的艺术高峰。

作为伟大的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敦煌给世界留下丰富的资源，同时也留下了诸多有待解释、研究的问题。如果说作为显学的敦煌学所侧重的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那么新兴的“敦煌美术学”则以丝绸之路上的图像遗存作为研究对象。2015年广州美术学院“敦煌美术学——中国古代壁画（西部）考察”活动从8月1日正式开启，此次活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敦煌美术学”研究为中心，以中国西部古代壁画为主题的学术考察。将以摄影摄像及文字记录、写生，临摹、拓片采集、学术研讨等手段，全方位记录考察的全部过程。敦煌美术，究竟有多少未知的精彩？在新一代学人的探究下我们将有怎样的发现？为此记者采访了此次考察活动组织及项目负责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王见先生。

广州日报：这次艺术考察的背景是什么？

王见：此次考察活动并不是单纯为了壁画而考察壁画。因为，对中国古代壁画的研究，实际上牵扯到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研究。我认为大体上可以把中国绘画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根据古代文化遗存和美术史的叙述，可以基本肯定唐以前至汉，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壁画；自唐至宋，则由于造纸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以纸本水墨为典型的“中国画”。又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水墨画被尊为代表中国绘画艺术的经典样式。但在近现代，尤其是在当下，“水墨”画遭遇了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能囿于过去美术史的研究框架，必须从水墨画上溯到壁画，从中国古代壁画中发现中国早期绘画的种种特点——不要总在“水墨”和“笔墨”的狭隘圈子里转来转去，要打破老生常谈，找到新的、建设性的、被我们可能忽略的增长点。拓宽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为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当然，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会极其庞大，而且历史久远，文脉交错复杂，缺少可以借鉴的研究基础，所以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实地考察。

广州日报：作为新一代的学术研究，这次艺术考察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新思路？

王见：考察活动的学术宗旨是以“敦煌壁画”为中心,上联“龟兹壁画”,下系山西(永乐宫)壁画——敦煌壁画是外来文化与中土文化结合的产物；龟兹地处古代西域, 其壁画具有古代中亚文化的特征；山西地处内陆,汉文化特征明显。这三地壁画究竟有无密切之关系？是否互相有影响？对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壁画的兴衰分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问题是本次考察的要点。

在甘肃的考察有两个要点。一是民国时期关于敦煌艺术研究的人和事。民国时期“教育部”组织了以王子云为首的西北文物考察团，民国“中央研究院”组织了西北史地考察团，还有张大千以个人身份到敦煌的临摹考察，以及于右任作为当时政府官员对敦煌考察的历史。这些人和事都散见于各种回忆文章，时间、地点等多有出入，缺少文献资料。因此，我们委托甘肃省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协助查阅西部的历史文献，以其对这些历史事件取得一些可靠的证据；第二个要点则是与敦煌研究院及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商讨关于共同对洞窟进行定点研究的问题。只有这样的定点研究才能避免笼统的、大而无限的所谓研究。我们计划通过三至五年的坚持和努力，创建一个美术与图像研究的学术“模型”。同时，在这次考察过程中，共有九场学术报告会贯彻其中。根据考察地区现有的重点壁画遗存，由当地专业研究人员报告其目前的研究状况并展开讨论，从而取得第一手的实地资料并了解最新的研究动向。为有关“敦煌美术学”的教学与研究创建一个大体的学术框架。

广州日报：作为道教艺术的永乐宫壁画以什么标准成为敦煌壁画的对比系？

王见：敦煌壁画自元以后其规模就衰退了，但保存在内陆山西的明代永乐宫壁画则颇为盛大，而且山西境内的壁画遗存也非常丰富。因此山西是我们一个重点考察地区，以期对敦煌壁画的盛衰认识有一个参照和比较的研究基点。对新疆克孜尔的考察也同样出于这样的考虑，以便对敦煌壁画艺术中所呈现的外来文化基因的演化及本土化的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比较。

广州日报：对于您个人来说，对敦煌艺术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王见：我个人对敦煌壁画有许多年的关注和思考，积累了诸多的问题。尽管近七八年来，每年都去敦煌，但还是想通过有一次较为连贯的系统的考察，串起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这是我作为教师的起码责任，同时也怀着对祖国文化极为崇敬的心态去继续学习，也可以视为对中国学界某些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准绳的倾向的批判。（陈运成）

岭南对于敦煌壁画关注由来已久

1943年，岭南画派关山月先生和画家赵望云、张振铎等远赴甘肃敦煌，临摹壁画80余幅，成为他人物画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61年，广州美术学院十位由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包括杨之光、刘济荣等教师组成的考察组前往敦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遍阅480个洞窟，临摹了一大批敦煌艺术的珍品。这些作品后来都是学生学习、临摹的珍贵资料。著名画家杨之光正是受敦煌壁画的启发，形成了没骨人物画法的样式。

1980年，尚涛、方楚雄、陈永锵等老师和研究生再到敦煌，临摹了一大批宝贵的作品。

2008年，“东方色彩，中国意象”大型展览学术活动由广州美术学院与敦煌艺术研究院合办，王见担任学术总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