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园大爷被强暴”中的真问题

年过五旬的守园大爷遭到同性性侵，悲愤报警，却可能遭遇无法可依的窘迫。中国的法律规定中，强奸罪的受害者范围不包括男性，其余诸如猥亵、侮辱等罪名也未必适用。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作案男子被治安拘留几天便了事了。

同样是违反个人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男性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法律保护的对象？虽然古今中外，强奸罪都是法律案头的常见罪名，但背后的逻辑却不甚相同。和性相关的犯罪，在立法意图上，不仅保护贞操等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保护个人尊严。

“涉性”的法律很多，立法的目的也各有不同，但像强奸罪这类极端侵犯个人尊严的犯罪，立法的首要目的理应放在维护个人尊严之上。不论男女，违反意愿，强制发生性行为，都是对个人尊严的严重伤害。

只规定女性才能成为强奸罪的受害者，这表明中国法律之所以保护女性不受性侵犯，更强调的是女性的贞操观念，而不是个人的尊严，否则不应出现男女有别的结果。这种处理的结果隐藏着两种可能的“预设”，一是男性“无法”成为强奸的对象；二是男性被“强行发生性行为”之后，不会导致尊严受损。第一种可能性更大。

一些国家的一些法律会受到“成见”的影响，导致最终制定出来的法律经不起推敲，或是出现严重盲区。法律的进步历程上有一大飞跃，便是从观念影响下的立法转变为以个人尊严为导向的立法。既定观念可能遮蔽人们的认识，例如想当然认为男性“无法”成为强奸对象。曾经禁锢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的，便是浓重的关于婚姻的成见。但假如立足个人尊严，立法的视野便更为开阔，更为注重发现个人尊严的内涵，使法律更加保护那些构成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明确知道法律失明之时，能否强行越俎代庖，越过法律，施行我们所认为的正义呢？例如“强奸”守园大爷的作案者，能否就此变相适用其他罪名，目标是将他绳之以法？在“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写入刑法，并且已经成为法律的基本专业要求之时，这种变通做法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否则便是以“强奸”法律的方式惩罚“强奸犯”。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眼睁睁放过这个明显违反我们最基本正义观念的作案者吗？这涉及法律的变革问题。好的法治并非是永不失明的法治。好的法治虽然可能一时失明，但是具备倾听的能力，当变革的呼声来临之时，它便会开眼。这也是对我们的立法体制提出了要求。近年来，“强奸”男性的案件时有发生，为什么相关立法依然没有跟进？是受到观念遮蔽，还是出于现实考量？这些问题罕见有关部门的公开讨论。相对于放过一个法律盲区内的“强奸犯”，更难以承受的法治之伤使这个盲区迟迟难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