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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朱政惠老师


来源:北京青年报

本科毕业后,从硕士至博士研究生,朱老师一直师从沪上著名史家吴泽与桂遵义两位先生。正像吴先生为他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一书所作序言中说的那样:“政惠同志的这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他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是关于吕师研究的。为了做好这个研究项目,他锲而不舍,下很大力气”,而且,“在一个课题上搞那么多年,反复找史料,学理论,力求开挖得深一些,打出一口井,我以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朱老师为学的风格与钻研的精神,由此亦可见一斑。实际上,朱老师一直是以超乎常人的忘我精神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毅力,在追求

原标题:怀念朱政惠老师

◎冯贤亮

我又回想起,此前我在华东师大和他偶然有机会一起站着聊天时,看到有些许头屑落在他藏青色的西服上,我用手轻轻为他拂去,当时他略微不好意思的神情。

朱政惠老师已经走了一年多。

回想起来,我在华师大工作了整整六年,与朱老师的交往实在太少。那时的历史系还在市中心的老校区,我所在的古代史教研室,就在朱老师他们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室的旁边,堪称一墙之隔。虽然近,但大家都忙,几年之中,能充分交流的时间并不很多。但我知道朱老师的名字,却很早。我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研究生的时候,葛剑雄先生出版了谭其骧先生的传记《悠悠长水》,收入“《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我注意到丛书的编委之一,就有朱政惠老师。当时我根本不会知道,三年后,我会成为朱老师的同事。

求学“老三届”留给他一副永远“塌着”的肩膀

朱老师籍贯江苏江宁,1947年8月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耳濡目染,自幼时起,即喜爱读书。可是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1968年高中毕业即需上山下乡,他被安排到了安徽黄山茶林场。可能是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使得朱老师在林场时特别卖力工作。他在艰苦的劳动之余,还写了不少诗篇,他在那里画的毛主席画像,至今仍是黄山知青拍照怀念的重要背景。他也终于在林场入了党,其间的困难,当然是可以想象的。后来细心的学生发现,朱老师的肩膀是有一点塌下来的,完全是因为在林场要拼命工作,挑远超别人重量的担子而造成的,以后再也恢复不了了。

黄山茶林场十年的工作经历令他一生难忘。2001年冬天,曾经的林场知青有一次聚会,朱老师觉得可以为林场做些事情,建议编一本书,来纪念这段难忘的历史,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由他牵头编的《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就是这样诞生的,后来也催生出他要建立中国“知青学”的想法。他认为,知青史主要是研究这十年,包括上山下乡的原因、知青的精神、知青的情感、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再后来,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至今,在上海农垦博物馆内,仍有一帧朱老师的大幅照片。

林场工作差不多十年后,即1978年秋,已经三十多岁的他才有机会考入了华东师大历史系。他们这一代人,属于后来所谓的“老三届”,是被耽误的一代。“老三届”的学生,大多是年近三十才来读书的,朱老师年岁较长,“特别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求学时光,发誓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因此特别用功、勤奋。不过能上像华东师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朱老师还是幸运的。

本科毕业后,从硕士至博士研究生,朱老师一直师从沪上著名史家吴泽与桂遵义两位先生。正像吴先生为他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一书所作序言中说的那样:“政惠同志的这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他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是关于吕师研究的。为了做好这个研究项目,他锲而不舍,下很大力气”,而且,“在一个课题上搞那么多年,反复找史料,学理论,力求开挖得深一些,打出一口井,我以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朱老师为学的风格与钻研的精神,由此亦可见一斑。实际上,朱老师一直是以超乎常人的忘我精神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毅力,在追求学术,在开拓学术,这由他在中国史学史、史籍整理、海外中国学以及知青史研究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都获得了很多令人仰慕的学术成就,而充分得以证明。他的努力,也使华东师大历史系在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处在了国内显眼的位置。

授业为了照顾学生情绪,把课堂开到“金山石化”

朱老师博士研究生刚毕业,就到新筹建的研究生院培养处任副处长兼校党委学工部副部长。由于研究生院刚建立,相对应的研究生思想教育和学籍管理就采取“一人双岗”的模式。朱老师非常认真地负责这项具有探索性的工作。到1989年9月,按照国家教委要求,当年录取的文科研究生,只要是本科应届毕业生,都要在正式读书之前下基层锻炼一年。华东师大共有49位学生,被安排到金山石化。虽然文件规定这一年算工龄,但对推迟毕业,研究生们还是很有想法。为此,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的钱洪老师与朱政惠老师一起,向学校提出能否将政治、外语等公共课放在这一年完成,由教师去金山上课,使研究生们在金山石化正常工作外参加学习,不耽误毕业时间。这一建议被学校采纳,而朱政惠和钱洪老师每周都会去远离市中心近90公里的金山石化看望、关心这批学生。金山班的研究生至今提起此事,都是心存感激。

1994年3月,学校行政决定由历史系、哲学系、法政系、社科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史学所、自辩所等组建人文学院,朱政惠老师被调任为这个学院的党委书记。到这时,可以说,朱老师回到了院系,也就回到了教学和科研岗位,回到了他所热爱的学术生活中。

勤勉只要打开书桌上的电脑,就没人能叫他离开

在他给学生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为学生所开的书单里,一般都会有吴泽先生编的《史学概论》与桂遵义先生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就此而言,也表明朱老师十分注意尊师重道。他的硕士导师桂先生就说过,每一个春节,朱老师都会去看他,并开车带他出去玩一玩,轻松一下。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朱老师倾付巨大心力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自1996年正式起步,多年后得到学校重视,因此得以光大。他几乎是靠着个人的努力,在支撑着这个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在赴美访学期间,他一直带着电脑、面包,不仅在哈佛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心埋头查找档案资料,而且遍访美国各地的汉学名家、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生活费用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图书、复印资料、采访名家、制作录音。据同在美国访问的校友说,图书馆循例会给他们配发复印档案的纸张,其他人都用不完,只有朱老师的打印纸远远不够用。不仅如此,朱老师还为收集一些重要的资料,常驱车数百公里,挎着电脑包(据说包带都断了三条),一早就等着档案馆开门,晚上回到住所,几乎是通宵达旦地把白天收集来的资料分类储存整理好。朱老师生前曾讲过,他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一年,目的无非是希望把昔日失去的时光补回来。回国以后,甚至患病期间,也没有停止这样的研究工作。

当然,朱老师从史学史转到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史学。他说过:“现当代中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是我关心和研究的重要方向。回顾以往,可以说我一天都未离开过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一研究专业,它是我一生治学的脊梁和根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提供了从域外反映中国史学发展的独特视角,能给予我新的灵感和启发。”他在学术上的勤奋简直到了拼命的程度。朱师母林女士说他自打开书桌上的电脑起,便没人能把他叫下来,只有当小孙子来了,才能让他停下笔来,挤出十分钟、一刻钟与小孙子一起玩乐一下,然后照常回到自己的书桌前。处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休息时间明显过少,也过早地透支了他的生命。

谦逊文章发表时,署名换到了最后

2001年夏天,我正式到华东师大历史系工作,承担起《中国历史地理》一课的教学工作。据说该课以前系里有老师上过,但断了好多年,我来了正好可以接起来。由于课不多,除了去图书馆古籍部查抄资料,就有很多闲暇可以待在我们的古代史教研室。朱老师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教研室就在隔壁,但我很少见到他。后来我开始正式指导研究生,经常在斜对门的办公室与学生交谈或上些小课。这间办公室原属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历史研究,后来因领导者谢维扬教授离开,基本上被并入古代史同仁使用。房间的门正对着朱老师他们的办公室,有时就可以见到朱老师匆匆来去的身影,有时则是他们教研室集体开会商议学科发展与教学工作等事。在我的印象中,朱老师极少参加历史系工会组织的集体休闲与旅游活动,也许是很忙吧,没有空闲。

2004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文译本,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吴书勇先生,约我写了一个简短的书评。第二年,新星出版社又出版了卜正民主编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更加引起了中国同行们的关注。卜正民及其同行在这本书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概念与理解中国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在世界的历史经验中,认为中国历史与西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提出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论,摒弃了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窠臼。历史系王家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作了较高的评价。

当年11月1日的下午,在朱老师的邀请与安排下,卜正民至历史系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小型的学术交流。当时在座的,我记得除了朱、王两位老师外,还有定宜庄、牟发松、陈江、姜进、张根华等几位老师。王老师主要介绍了国内明清史学界的学术动态和相关热点,并紧密结合国外学界的最新成果,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深入的评价。而卜正民从美国汉学的角度,回顾了最近几年来海外学者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程与变化,并提供了最新的研究信息。定宜庄则从个人研究专长的视角出发,以生动的事例,展现清代初期满族史的若干断面,而出于对妇女史的关怀,与姜进又有了共同的兴趣和广泛的交流。尽管此次交流规模很小,但讨论气氛热烈,大家都从本身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了不少令人颇感兴趣的话题。那时作为叨陪末座的我,对此印象颇深。

活动结束后,朱老师安排我写个简报。在简报的最后,我将参与对话的老师逐一写上,我的名字排在最后,交给朱老师。但是,当我看到发出的定稿时,朱政惠这三个字被调到了最末。这显然是朱老师改定的,其为人之虚怀低调令我印象极深!

噩耗我很久不敢相信

朱老师是曾经在学校里担任过较长时间重要领导工作的学者。而他给我的感觉,则一直是一位纯粹、谦厚的学者。我现在还在想,他这么拼命工作,以个人的努力不断开拓新的学术研究方向,特别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几乎全赖他一人之力,得以在学校立住脚跟后,却长期得不到壮大发展,更不要说培养、留用真正的学术团队了,可谓艰辛!但实际上,他那时如果真的动用他曾经拥有的权力,就像现在高校内很多掌握院系权力的人那样,徇私而为,培植自己的势力、留用自己想要的人,也完全是可能的。可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在他2006年因患肺癌动手术,身体得以恢复后,又很快进入了原先的工作状态。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2007年以后,我调回复旦大学工作,与他见面就更少了。但他的学术业绩、社会活动等情况,时常可从他维护的史学研究网上浏览知晓。他身兼多职,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也担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学术影响力。

2012年,朱老师约了自己的研究生,以师生对话的形式,完成了一篇访谈录,最后题为《柳暗花明又一村——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对话》(刊登于当年的《史学月刊》第4期)。这是朱老师对其一生学术生涯的自传性总结,却竟然成了他生前最后一篇完整的学术访谈。

2013年6月,他照常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了学生的毕业典礼。有一天,我忽然在复旦大学光华东主楼下遇到他,当时他精神较佳,还再度打趣说我是个“逃兵”,逃回复旦来了。这居然成了我与朱老师的最后一面。直到10月底,据说他还在帮学生修改论文,但半个月不到便与世长辞。听闻这样的噩耗,我很久不敢相信。

再后来,他的名字被中国社会科学报列入《2013年逝去的背影》的名单中。

我又回想起,此前我在华东师大和他偶然有机会一起站着聊天时,看到有些许头屑落在他藏青色的西服上,我用手轻轻为他拂去,当时他略微不好意思的神情。

供图/冯贤亮

作者简介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灾害社会史、明清史、江南地区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标签:学生 学籍管理 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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