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评侵华日军：训练之精战斗力之强举世罕有其匹

核心提示：“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

本文摘自：《现代兵器》2007年第12期，作者：杜东冬、蔡海林，原题为：《再奠“七七事变”:决战岂止在沙场》

局道，杀场之外的决胜

“七七事变”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但同时又不仅仅是中日全面战争的临界点。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简直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缩影。 

从实力对比来看，“七七事变”后，华北日军对于29军的战术优势，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日两军战术能力的差异。纵观二战中国战场，尽管中国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但中日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1937年抗日战争的枪声在卢沟桥骤然降临时，中国海军舰船排水量仅及日本的二十分之一,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数量不到日本的七分之一，中日两国陆军师级野山炮的装备数量比例是1:5；日本拥有完全自主的国防工业，中国的大部分武器都要依赖进口。面对日本这个亚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中国的国防实力与之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对于中国的抗战前景，当时很多西方人都不看好，认为“中日两国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海军在一周内就失去战斗力，中国空军勉强可支持一个多月，中国陆军最多也只能坚持六个月，等到中国的精锐集团军和军火工业被消灭后，中国除投降外别无他途”。尽管这种单就数量对比而夸大其辞的分析并不全面客观，但实力差距确实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艰难。 

在人员作战素质方面，中国亦远逊于对手。从最基本的射击训练来看，中日两军的差距十分明显：中国军队经费不足，训练实践少得可怜，平时训练子弹限额最多15发，只能靠放空枪进行空练，每个连最多只能出一两个特等射手。这还只限于中央军或者其他正规部队，在一些地方派系军队中，刚征来的新兵甚至连枪都不会放。而日军步兵新兵入伍以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训练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每年用于训练一名新兵的步兵子弹则是1800发。在这种严格要求和训练条件下，日军优秀射手辈出，通常每个中队（连）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军队的战术观念普遍陈旧落后、战斗素质和军事训练差，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以一战以前的老战法同日军作战。官兵不知如何应对敌方飞机、坦克，打要塞地堡也不善于隐蔽自己，不懂得如何疏散和伪装。而日军采取的作战行动往往都是立体战术模式，空中飞机狂轰滥炸、海上舰炮密集轰击，威力之大、天摇地动，炮火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步兵也极为训练有素。“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引自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可以说抗战期间，日本在战役、战术级别上长期居于优势地位，中国军队取得的成功性战役寥寥无几。 

然而，占尽战场优势的同时，日本在战略层面上却输得一塌糊涂。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每次日方寻找侵略理由时，使用的伎俩几乎都一成不变：挑衅滋事—激化矛盾—造成冲突—发动战争。从这种老套拙劣的游戏环节来看，卢沟桥头的枪声对于“七七事变”的意义，就如同“七七事变”对于日本全面侵华的意义一样——先以小事件制造大冲突，再以大冲突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后，如有需要，则继续扩大战争。如此，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永远理直气壮。只是，这种用制造大矛盾来解决小矛盾的思路，就像非法传销一样，迟早要面临不断制造矛盾、最终矛盾无法解决的巨大风险。“七七事变”后，华北日军打响了卢沟桥的枪声，却无力收拾残局，只能由国内派兵解决。但问题是国内派兵造成的新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如何收拾残局呢？利欲熏心的日本少壮派军人给出的答案是：把蚕食政策改为鲸吞式的全面侵华，一口吃掉中国——还是没有战略头脑。令人惊异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哲学，就是建立这样荒谬的思维基础上的。因此，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二战日本无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