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高薪历代罕有 为何仍未能“养廉”？

核心提示：对此，史学家赵翼在考察了这段历史之后，慨而言之：“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清明上河图局部，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何仍未能“养廉”？

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