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禁毒：蒋介石提倡“新生活”收效甚微

清朝末年

袁世凯促成《中英禁烟协议》

清朝末年，为挽救统治危机，朝廷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改良运动，鸦片问题作为很久以来整个社会难以根治的痼疾，自然也是这场改革的关注重点。同之前数次禁毒截然不同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清末禁毒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单打独斗，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西方国家最初纵容鸦片大规模流入中国，是出于扭转贸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彼时的西方列强是不会允许中国政府禁毒成功的。但这种靠毒害他国人民赚钱的行为，也一直受到良知人士的谴责。尤其是英美传教士，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对弘扬主的恩惠这一伟大事业的玷污，一直致力于宣传禁鸦片烟。19世纪末以来，这种反对的声音日益强大。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宣告成立“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号召全世界传教士祈祷终结罪恶的鸦片贸易。1891年，传教士创办的《教务杂志》收集了有关鸦片在中国流毒的资料与图片，将它们发回国内，引起西方社会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极度反感。在这些宣传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1906年，反对鸦片贸易的自由党终于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并很快通过议案，要求英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终止不光彩的鸦片贸易。

第二年，中英达成《中英禁烟协议》，规定从1908年开始，逐年递减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十年后减为零。虽然已经有议会的指示，但由于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英国政府实际上非常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故谈判过程十分艰难。而这场斡旋的“功臣”，竟然是在历史上名声一直不大好的袁世凯。他派多位人士出马游说，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迫使英国政府让步。后来，在禁烟协议之外，英国总领事还表示愿意限期关闭英国政府开办的烟馆，并禁止在租界内建立新烟馆，以帮助中国禁绝鸦片。

在资本主义老大哥英国的带动下，其他国家也纷纷响应，声援中国禁毒。奥地利租界工作人员向烟民发放禁烟药丸，并开办诊所，为因戒烟而染病的人义务治疗。美国发起召开由美、英、日、德、俄、意等西方列强和中国共同参与的国际鸦片会议和万国禁烟大会，为中国禁烟工作营造有利的国际氛围。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清政府的其他“新政”一样，此时的禁毒运动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之后，又迅速归于沉寂。社会上的鸦片问题还没来得及得到改善，清王朝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民国“新生活”

蒋介石宣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清朝覆亡后，清政府推行的禁毒政策随即丧失了权威性，得之不易的些许禁毒成果很快也打了水漂。民国初年，虽然政府也在继续提倡戒吸毒品，但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各个政权光顾着打仗了，哪还有工夫禁毒。蒋介石上台后，初期尽管宣布过禁止毒品，还颁布了《禁烟法》，但由于政府缺钱，难以拒绝毒品贸易带来的巨大财税收入，相关立法多不能有效执行。民国禁毒，虽声势浩大，结果却是劳民伤财，收效甚微。

这时的烟民，早已脱离了只吸食鸦片的“初级阶段”，吗啡、大麻、海洛因等毒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换来一具具越来越苍白瘦削的躯壳。历经百余年的毒害，普通民众对鸦片等毒品日益痛恨，南京国民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又肥了不法商人的腰包，引起民众的不满，社会上要求严厉禁毒的呼声因而越发强烈。1934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际，发起“新生活”运动，宣称要做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之前的禁烟禁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百姓往往并不感冒。这场“新生活”运动却不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民间宣传和运动。各省纷纷成立禁烟会，设立“禁烟日”，各地的报纸、杂志、广播也轮番刊登、播出禁烟禁毒的文章和广告。汽车、火车、轮船上还常常悬挂禁毒标语，比如“吸食烈性毒品的人，赶快自动戒绝，免除死刑！”“吸食烈性毒品的人，给政府捉到了一律枪毙！”等等，当时的人们也能写出这么雷人的话，想想也是醉了呢。许多市民自发上街游行，到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上海的禁烟宣传队为了引起注意，还专门在晚上提灯“扫街”，宣传吸食毒品的危害。当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华大地，不少人在宣传中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泛滥，“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全国。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大毒瘤方得以扫除，过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髅”的现象才终于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