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警察朋友为何不理解白岩松

昨天，一位在老家基层当警察的朋友，突然问我：“你作为媒体人，怎么看待白岩松事件”？

当时开会正忙，便随手将刚约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马少华撰写的凤凰评论发给他了，标题是《白岩松“不说牺牲”得罪了谁》。中立客观，技术分析，基本涵盖我的思考。

不到一分钟，朋友转发给我4篇评论，标题分别是《欲盖弥彰更显理屈词穷——白岩松肃宁新闻事件回应的理性分析》（来自微信公号“police”）、《白岩松在河北肃宁枪击案中的“死亡”言论，为何会演变成一起公共舆论事件》（来自微信公号“温州徐雪芬律师”）、《和白岩松的隔空对话——不得不说的几句话和很想知道的几件事》（来自微信公号“小警之家”）、《枪案报道不是“感动中国”，但也不是“探索@发现”，更不是你一个人的脱口秀》（来自微信公号“police”）。

无需打开看，凭标题就可推测到，一些警界人士对白岩松的不解、不服和不满，乃至上升到质问、批判的高度。

朋友说，这是他最近看到的几篇文章，并善意提醒：1、不管是媒体人还是警界都应该客观冷静地看问题；2、现在媒体人不容易，当警察也不容易；3、媒体人与警界对立不是什么好事。

说实话，我乐于看到好的公共辩论，因为这是构建好的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路径。好的公共辩论，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

朋友的话，我支持第一条，任何讨论，客观冷静的态度是必须的；理解第二条，每个职业都有常人无法理解的一面，需要相互理解支持。

对于第三条，我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白岩松在节目中发表自己作为评论员的观点，怎么上升到了媒体人的高度，即便他自己，估计也不愿说要代表所有媒体人？本来就河北肃宁的枪击案发表观点看法，怎么成了与警界对立？似乎媒体人和警界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尽管这一观点在不少警察那里很有代表性，但我更宁愿看作是观点表达与信息接收之间的简单化带来的误会，而随后那些标签化的讨论，只会激化矛盾，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退一步说，姑且不论白岩松言论的对与错，一句“死亡”就给当事警察定性了？其实，如果很多人，包括警察在内，认为白岩松的言论有问题，完全可以进行一场对等、公开、透明的公共辩论。但是，对于一些对人不对事的言辞刺激，还是要保留一份警惕之心。

昨晚11点钟，当《白岩松“不说牺牲”得罪了谁》的评论跟帖，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内，将近10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朋友的话很有深意，有必要从警察的角度好好想想，为什么警察不理解白岩松，或者说为什么警察会认为白岩松不理解他们？

概括起来，一些警察的考虑或纠结主要有三种：

1、所谓的警界，更多的是庞大的基层警察队伍，对于他们来说，职业的压力可以想象，收入不高，压力不小，危险系数相对较高，听闻同仁出警遇难（抱歉，作为媒体人，力求客观公正，我也没用牺牲），难免有职业的代入感，悲悯之情，较之系统外更为突出一些。当听说央视报道这不是“牺牲”，产生抵抗情绪，顺理成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评论跟帖中，还是有很多网友表达对警察这一职业的敬意和理解。

2、据我和一些警察朋友（大多是以前中学同学，后来走上警察岗位）的交流，由于职业的缘故，在他们的世界里，往往容易产生二元对立思维，既然不是朋友，自然就是“对立面”，虽然未必有恶意，却免不了职业思维的自然流露。这一点，也是为什么不少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会从阴谋论的角度，去推测是否存在组织“围剿”白岩松的行为。也包括，为什么在央视以正当理由暂时停播白岩松主持的节目后，仍然遭遇那么多的质疑。

3、长期以来，在对警察的报道中，基本以正面宣传为主，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修辞学，与歹徒搏斗必然被描述为“英勇”，案发现场殉职必然定性为“牺牲”，基调基本是正面，报道基本都是“赞美诗”，这些几乎成了系统内的常识，现在这种常识观念遭遇到“新闻专业主义”后，容易产生幻觉，以为受到挑战，必然容易激起不解情绪乃至不满。何况还是央视，还是白岩松，影响不可小觑。

透过现象看本质，白岩松此次的言论事件，绝不是什么媒体人与警界的对立，倒更像是一次“理智与情感”的较量。在新闻事实并非十分充分，对殉职警察的行为没有完全定性之前，选择更为中性的“死亡”，而非感情色彩浓郁的“牺牲”，更为审慎一些，这一选择，不仅仅是对新闻职业的尊重，更是对新闻受众的尊重，是对警察形象的尊重，否则，谁也无法预料，在当前反腐的大背景下，一旦出现新闻反转，哪怕只是黑天鹅事件，谁都伤不起。何况，这一选择，只是媒体的评论，并非政治上的定性，也不妨碍流程上的盖棺定论。

所以，问题在于，白岩松的这一“理智”选择，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在正常不过，却在无形中触碰到一些警察最为柔软情感诉求。

也因为此，我相信自己的警察朋友和他的同行，更多的是在情感上无法理解，而非一些言论渲染的那样，无法在理智上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