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控烟：当最严遭遇最难

今天是六一，也是儿童节，北京正式开始实施“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规定所有“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100%禁烟。

这能否终结孩子和非烟民们深恶痛绝的“烟雾缭绕”环境，让他们彻底免遭二手烟的侵害？

我国公共场所禁烟之难，难于上青天。近些年来，各地也曾公布不少严苛的禁烟令，甚至在当时也被冠以“史上最严”，然而均流于形式。从目前北京市的卫生监督机构部署，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商家们的自觉举措来看，似乎又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这次的北京“史上最严”控烟条例实施，但愿不会又是“雷声大雨滴小”的行动。

我国早在1979 年就开始颁布各种禁烟令，在30 多年的公共场所禁烟历史中，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在逐步扩大，一些特殊公共场所的禁烟要求也在逐渐细化。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我国近一半的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禁烟的地方法规，然而效果却都不尽人意。

就拿北京来说，1995年底，《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出台；2008年5月1日，北京开始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一直以来，相关规定遭遇施行不佳的尴尬，在公共场所，吸烟者依然是我行我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正是缘于过往控烟失败的现实，不得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整治了。去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史上最严”控烟条例，较之以前的法规，确实增添了不少亮点：

禁烟范围最严，除了中小学校、医院、商场等等，甚至涵盖了酒吧夜总会；落实责任最严，各单位法人是控烟的第一责任人；禁售最严，条例详细约束了售卖烟草的对象、范围和方式。根据规定，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内售烟也将违法……

此番控烟条例出台之后，不吸烟者普遍拍手称赞，认为此举有利于公众的生命健康。但也有不少烟民觉得限制过于严苛，难以做到。更多的人对此心存忧虑，认为控烟禁烟几十年未有成效，非朝夕之功，面临的老问题实在太多太多。

我国对“烟财政”依赖性特别大，2014年数据显示，烟草行业税利超万亿，同比增长10%。利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签署国际控烟公约以来的十余年间，全球烟草产业销量下降10%，中国却上升了41.8%，如此相较，就能看出控烟之难了。

在一些省份，烟草行业甚至是当地最大的产业。利益蛋糕如此诱人，以至于地方政府已提高烟草消费量为己任。也就不难理解，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领导干部“禁烟令”，为何有的省份既无发文又无其他举措。这也同样是为何地方性出台控烟法规而束之高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去年的世界无烟日，控烟专家、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就曾表示：“当前我国控烟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政企不分的烟草业体制下烟草业的阻挠。控烟必须克服烟草业的阻碍，而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

刚不久前的5月1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文提高烟草税以期产生控烟的效果，但是，提高的税率并不大，消费者的负担仍然不重。价格小额的上涨并不能成为新增烟民的门槛，财政部门每年却可增加800亿的税收，不免有人会认为是“敛财”之举。

另外，我国烟草业对于烟盒的包装印制图形警示不仅不够，反而用笼统、含糊的词语和风景图案弱化吸烟的风险。但在国外，烟盒包装充满各种对人体感官的刺激，降低吸食香烟者的购买欲望。

由是观之，破除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告别“有毒税收”是控烟的体制性关键。

没人否认，烟酒招待是我国人情往来的习惯共识和“文化”，酒吧、餐馆饭店等公共场所更被认为是吸烟的娱乐场所。你一支，我一支，在吸烟者眼里，这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一种社交礼仪。

社会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的符号和交往形式而产生相互影响。无疑，香烟是我国社会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尤其在职场和生意场上，通过“敬烟”的形式，达到双方身份的认同，以便产生友好与合作的可能。

吸烟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最简便和直接的社交手段。而这些社交上的往来，又多在公共产所中进行。如果不消除吸烟这种“社交技能”的土壤，恐怕控烟的愿景也难以实现。

控烟之难，还在于不少老烟枪们自视吸烟是自己的权利，在公共场所吸烟，他们甚至根本没有避免他人遭受二手烟危害的意识。

事实上，法律确实没有禁止个人在私人空间吸烟的自由，这也是控烟与“禁烟”的区别。各国实施的政策其禁止的对象也主要特指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因为在公共空间，吸烟者的吸烟行为所产生的二手烟稀释对其他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也就是吸烟者的吸烟权与被动者的健康权产生了冲突。

烟民们尽管对条例规定满腹牢骚，也只能顺从，因为个人的权利自由已妨碍到公众的权利，必须要做出个人权利的牺牲。这符合法与理的价值位阶，也是一个公民文明素质的内在体现。然而，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国整体的文明意识和公共道德与不少发达国家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

虽然说北京市这次的控烟条例被宣传为“史上最严”，但如果没有严在行动上，最终都还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纵观以前各地颁布的禁烟规定，失败的原因除了以上论述的两大原因外，在执法层面还面临不少难题。到目前为止，还缺少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全国性法律。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姜垣对媒体坦言：“立法禁烟”是最终途径，如果没有立法扶持，缺少相关实施细则，禁烟效果不容乐观。”

其实，多年来，推动控烟的人士一直在游说全国人大，但始终未能成功地通过控烟法律。6月1日施行的“京版”控烟条例，同样是属于地方性的法规，权威性将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基层监督管理力量薄弱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根据条例，北京市控烟执法是由多个部门联合进行，但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容易造成相互推诿扯皮。特别是可卫生行政执法部门日常监督工作较多，涉及到食品安全、医疗事故、环保等领域，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公共场所禁烟的执法工作中，难免会厚此薄彼。

在执法监督上，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爱尔兰明确规定了禁烟法令的执法部门是环境卫生部和健康及安全局,这使得两部门能排除一切干扰,顺利进行执法工作；在意大利,禁烟的执法主要依靠警察,因此能随时发现在公共场所吸烟者并对其进行处罚,这样提高了禁烟法规的威慑力,并且保障该法规的顺利实施。

此外，餐馆、酒吧、夜总会这样的经营公共场所，在应付抽查和营业收入上，经营者往往选择后者，毕竟不愿意为此得罪客人而造成顾客的流失。对于这项措施的效果，就有媒体通过民意调查，普通民众并不完全看好这项措施的效果，违者被处以个人最高200元、单位最高10000元的罚款，认为处罚额度比较低，还不足以震慑烟民和经营者们。

不论是控烟，还是整治“中国式过马路”、不文明旅游行为等等公德问题，往往是“一阵风”，苗头一过，各种乱象又冒出来，大大损坏了行政执行力的威信。

希望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构建“无烟生活”，既需要“史上最严”的条例倒逼，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公共场所禁烟贯彻的越晚，对国民的伤害就越大，期待这次北京控烟能突破现实尴尬，从而加快我国控烟的整体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