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挥：澎湃复旦抄袭丑闻稿，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洗地文

原标题：澎湃复旦抄袭丑闻稿，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洗地文

【编者注】5月28日，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被指抄袭了东京大学宣传片高，经比对，两者高度相似。随后，该宣传片被紧急撤下，3小时后，新版宣传片悄然上线。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网友指出，新版明显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还有外媒指出，其110周年校庆Logo与苹果的Touch ID标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此，知名专栏作者魏武挥接连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评论，痛批澎湃专访丑闻当事人稿件，为一篇不折不扣的洗地文。

一

29日发了一篇《复旦的丑闻》，本文是对此事件的继续评论。

对于29日的文章，首先要道个歉，经读者提醒，松江的视觉艺术中心已经于2013年与复旦脱钩，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普通高校。所以，不能再算是复旦“自家的”了。微信公号本身不能修改文字，我虽然在底下的评论区里追加了一个评论以示更正，但可能不是很显眼。这里就着重一下，29日的这个错误，对相应的读者，本人表示对不起。

29日的文章里，我还提到一句“澎湃出了篇洗地文”。这篇文章是澎湃的一位记者对该宣传片制片人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制片人除了表示抱歉以外，还尽可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这篇文章有很强的为当事者开脱的嫌疑——这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因为只是个人感觉，故而我也就没展开来多说什么。可是，这位记者今天又追加了一篇自己的“采访手记”（本文内容后附），标题是“我眼中的复旦形象片事件真相”。因为该位记者姓韩，故而以下均简称韩手记。

这篇韩手记，就充分表明了，28日的专访，是不折不扣的一篇洗地文。

二

韩手记中，在唠叨了几句作者本人和复旦的深厚友情之后，开宗明义，就是这样一句话：“至少在我的眼中，他不只是我的采访对象，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个在网络暴力的无情冲击下显得那么无助、脆弱、让人同情的80后大男孩。”

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事后也的确被判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都是无助、脆弱、让人同情。又有几个罪犯底气足到事到临头，依然是狂妄不羁的呢？而且，“无助、脆弱、让人同情”这几个词，和这个人有没有罪压根没有关系。

好的，该制片人并没有犯罪，他犯的是“错”（我想，用修辞比喻的说法，说他对复旦这所百年高校犯了罪，也不算太过份）。任何一个犯错的人，还要趾高气昂地很有助、很强硬、很让人崇拜，这个不正常吧？

连用了无助、脆弱、让人同情这三个形容词，作者想拉上一块裹脚布为裸体的当事人遮羞的动机，显现无疑。

重点是：网络暴力。

这个网络暴力应该不应该？

互联网上谩骂之风，的确很多。但在这起事件中，我觉得这就是制片人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他让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背上了“抄袭”的恶名，网友说复旦大学变成了复制大学，你也怨不得别人损，因为这个复制的事，就是你自家做的。就许你肆无忌惮地践踏这所高校所鼓吹的某种精神，就不许人骂你几句？

多么令人发笑的逻辑。

全然已经忘记，曾有人发过如下愤怒之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韩手记迅速地搬出了莱温斯基这件事。或多或少，白宫拉链门事件，对于莱温斯基而言，有隐私的部分，毕竟她不是克林顿那种公众人物。而在这场复旦丑闻之中，我们尊贵的制片人所做的事，和隐私无关。不能说他是关起门来复制了一个片子，就说这是隐私吧？

拉链门的白宫丑闻和复旦丑闻，完全是两码子事，这位记者生拉硬拽，非要让莱温斯基给这位制片人垫背，不是洗地是什么？

手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复旦宣传片事件，同样让滕育栋“收获”了自出生以来最多的诽谤，网友们在快意痛骂的时候，可曾想过，潮水般涌来的网络暴力，可能会超过一个人的极限。”

我奉送这位记者和这位制片人两个字：活该！

三

韩手记里这段话更加的…嗯…不堪：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此时的优点，在彼时也许就是缺点。他努力，他很拼，他想创新，他希望改变，至少比起那些不干活却说着一堆风凉话的人来说，他的行为是加分的，如果人人都怕多做多错，从而畏首畏尾，这个社会何来进步？”

这段话我不知道这位记者到底想说什么，想说制片人依然做了创新？复旦自个儿都乖乖地撤下了那个片子，你还要嘴硬到如斯的境界：“他想创新”？难道说，从异国搬来个宣传片，和本国原来的宣传片路数不同，就叫创新？

原来抄袭这种行为也是加分的，原来抄袭也是一种对“畏首畏尾”的抛弃，原来抄袭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么？

多么令人恶心的逻辑！

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无耻到什么份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也不知道为啥一个百年高校可以容忍这样无耻的人“‘勇夺’以下这些称号的冠名权-------复旦校报记者、复旦驻东早记者、复旦校报驻澎湃记者”。我也不知道东早也好，澎湃也好，为啥可以容忍这样一个人，继续做写了三四篇情怀文的邱兵笔下那种“伟大的事业”？

复旦的节操已经碎了一地，东早澎湃要跟着来吗？

上述言论，我是恶意的，嗯，对，就是恶意的。我对这位记者和制片人没有丝毫的善意。顺带手捎上了东早澎湃，我都是恶意大于善意的。

怎么着？

四

再来看一段极有争议的文字：

“对话完成了，我尽自己的努力飞速地码好了字，交给了他，再之后，便是一遍遍地审稿、修改、再审、再改，他也一次次地从自己的办公室到校领导的办公室来回地走动。文章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措词，都小心又小心地反复字斟句酌，文章的字数也一再地缩减，最终的成文版本比最初的版本在字数上砍掉了一半。直至接近5月28日23点，终于向澎湃的编辑后台发去了稿件。”

这涉及到专访对象，能不能对专访文本本身，做出修改。

类似的事情，今年在我的视野中，发生过两起。

一件事是陈道明的专访，记者作为陈道明的超级粉丝，也在手记里提及自己是如何让陈道明修改文本的。

一件事是汪峰的专访，记者没有让汪及其团队过目修改，引发后者声讨，记者撰文反击，称自己没有这个义务让你改稿。

韩大记者这次让制片人做了修改。

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那么原教旨主义一概而论的。我不觉得专访文本一概不许专访对象过目/修改，我也不觉得专访文本必须要专访对象过目/修改。这个话题要就事论事，一案归一案的看待。

首先看制片人本身，我不认识这个人，自然要百度一下他的经历。看到他的头衔有新闻中心主任、宣传部副部长，貌似还是在新闻学院读过书（此点不敢确认，如有错误，见谅）。无论如何，这个人与充分的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也有相当的媒介素养——这点应该没有疑问。换而言之，他应该懂得，怎么和媒体交流。这和明星不太一样，至少专业能力上，截然不同。

其次，事件本身。这起事件涉及公众利益，公众需要当事人做一个解释。采访完毕后让专访对象审核过目修改，有为当事人叫屈的嫌疑。而且，从韩手记中可以看到，这种修改，是多么的细致。请注意这个细节：“一次次地从自己的办公室到校领导的办公室来回地走动”。你究竟是专访这位制片人呢？还是专访复旦校方？

最终成文版本比最初文本少了一半，只有两个可能。其一，韩大记者写文章水平太烂，制片人比较会写，懂得精炼，所以变成了一半。其二，有太多的细节、情节，在后来，被删除了。你究竟想隐瞒什么？

这对话暴露了澎湃这篇专访，就是复旦官方最终钦定的宣传稿，澎湃你是不是要在复旦宣传部公信力尽失的情况下，客串一下复旦临时的宣传部？

还亏邱兵能写下那么好几篇长长的情怀文章。

五

这篇手记，有太多的洗地之处，我再罗列几处。

并非为他开脱，他当然有错，但是这个世界上，谁有胆量拍着胸脯说：我没有犯过错？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评：不好意思，这就是开脱。因为任何错误都要有相应的代价。在这起复旦丑闻事件上，这位制片人应该支付的代价是：引咎辞职。在这个代价没有支付之前（考虑到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滑脚走路也不对），不要来说“谁不会犯错”这种大而无当的话。

从5月27日晚上看到网友质疑复旦的新版形象片和东京大学的宣传片雷同，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5月28日一早到办公室，就开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电脑上码出来，要向学校各级领导汇报。早饭没有来得及吃，午饭也心情不佳地勉强扒了几口，同事帮忙订好的晚饭也是在一边变凉。

评：这是废话。这段废话想说明什么？制片人很重视这个事？废话！这段废话其实想表明的是：制片人有多不容易啊！

他小心翼翼地守着电脑，网友们的各种评论，有的已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面对着如潮的网上谩骂，他努力保持着平静，但是举手投足间，仍能隐隐地感觉到他的担忧和悲伤。

评：别隐隐啦，那么犹抱琵琶半遮面干什么？至于担忧和悲伤，担忧悲伤啥？自己的仕途？复旦的声誉？还是那么家国天下的国民素质？你都专访了，想必探讨过担忧和悲伤啥，写出来嘛！

他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5月29日早上，他的家人接到了威胁恐吓的电话：“杀尽卖国贼”。他家的窗玻璃也被砸了。

评：原来担忧这个啊，好吧，高估了制片人的情怀了，不是复旦声誉，也不是国民素质。

坦白地对我说，在新版形象片的处理问题上，他“自信过头了，也焦虑过头了。”自信是认为在做一件独一无二、震撼众人的短片，焦虑过头是因为时间太赶。

评：自信过头了？焦虑过头了？别那么轻描淡写啦。一直到今天，还觉得自己在做“独一无二震撼众人”的事吗？怎么到了这个份上，还要死缠烂打，非要在“独创”上面死活拽回来点脸面？

适应互联网、拥抱互联网，远不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是真真实实的行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要求我们“可以不完美，但不能不诚实。”大数据记录下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轨迹，这个世界早已经由网络联成了地球村，以往因为地域限制在多个领域出现的互相摹仿、借鉴的现象，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也许习以为常，但在现在发达的互联网大数据中，分分钟就可以找到源头。这是个用冰冷的数据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的时代，信用更成为了颠覆不破的法宝。

评：这段话大致道理倒是不差，不过我不明白和整篇手记有什么关系？大概的意思是：互联网思维教会我们一件事：抄袭很容易被抓到！所以别抄袭。不好意思，韩大记者的境界，真的又低了一层。不抄袭原来是怕被抓到。

我热爱我现在从事的记者这个职业，因为TA可以让我在和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的直接接触中，无限地接近真相，虽然无法完全和真相吻合，毕竟有个人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些采访对象会选择性地让你知道一些TA想让你知道的真相，然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真相，同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有信用。

评：别“经得起时间考验”啦，这篇有原创标的韩手记，发布于5月30日。也就是同一天，我一个耳光，已然扇上来了。

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天奇专注于互联网新媒体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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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复旦形象片事件真相

文丨韩晓蓉来源丨晓蓉教育视界（ID：xiaorongedu）

【导读】不止一个人问我：你是怎么面对面采访到复旦形象片制片人的？也有同行说：你们澎湃新闻真是牛掰，独家对话，简直就是复旦此次危机的第一代言人。

我不想搬出所谓地和复旦十多年的交情（明显地显摆讨打的节奏），虽然复旦的宣传部部长和副部长换了好几茬了，我还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在现在的岗位，和一任又一任的宣传负责人打着交道，也因为如此，所以“勇夺”以下这些称号的冠名权-------“复旦校报记者”“复旦驻东早记者”“复旦校报驻澎湃记者”……我也不想多说5月28日我从早上就坐在了复旦行政楼的办公室里，一直守到晚上，从天明到黑夜，等待着、陪伴着。

如今处于风口浪尖的复旦形象片制片人滕育栋，最近火到不上头条都难，一些根本不熟悉他的网友们，甚至只是道听途说的校友们把他描述得那么不堪：专断、跋扈、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为了捞政治资本赔上了百年名校的声誉……网友的人肉技能也是进一步升级，扒出了他的各种前尘往事。

但是，这样真的好么？

至少在我的眼中，他不只是我的采访对象，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个在网络暴力的无情冲击下显得那么无助、脆弱、让人同情的80后大男孩。

并非为他开脱，他当然有错，但是这个世界上，谁有胆量拍着胸脯说：我没有犯过错？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此时的优点，在彼时也许就是缺点。他努力，他很拼，他想创新，他希望改变，至少比起那些不干活却说着一堆风凉话的人来说，他的行为是加分的，如果人人都怕多做多错，从而畏首畏尾，这个社会何来进步？

从5月27日晚上看到网友质疑复旦的新版形象片和东京大学的宣传片雷同，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5月28日一早到办公室，就开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在电脑上码出来，要向学校各级领导汇报。早饭没有来得及吃，午饭也心情不佳地勉强扒了几口，同事帮忙订好的晚饭也是在一边变凉。全天办公室电话不断，他进进出出办公室，向各色人等重复解释着。此时的我，默默地搬张凳子坐在他的旁边，面对一个身陷麻烦之中的朋友，所有安慰的语言都苍白无力，唯有安静地枯坐在一旁，耐心地等待，默默地守候。

终于，他有了片刻的安静时间，坐了下来，跟我聊起外界都感兴趣的话题，他的眼神是信任的，是向我打开心门的，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尽可能不用太敏感的字眼，然而，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话题中绕不过“模仿”“借鉴”“抄袭”“究竟花了多少钱”“如何看网友的口诛笔伐”等等这些并不友好的提问，他的鼻音变得浓重，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明显地能感觉到他控制着自己的悲伤情绪，拼命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对话完成了，我尽自己的努力飞速地码好了字，交给了他，再之后，便是一遍遍地审稿、修改、再审、再改，他也一次次地从自己的办公室到校领导的办公室来回地走动。文章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措词，都小心又小心地反复字斟句酌，文章的字数也一再地缩减，最终的成文版本比最初的版本在字数上砍掉了一半。直至接近5月28日23点，终于向澎湃的编辑后台发去了稿件。

他小心翼翼地守着电脑，网友们的各种评论，有的已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面对着如潮的网上谩骂，他努力保持着平静，但是举手投足间，仍能隐隐地感觉到他的担忧和悲伤。

他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5月29日早上，他的家人接到了威胁恐吓的电话：“杀尽卖国贼”。他家的窗玻璃也被砸了。

又是一夜未眠的他，如常地到办公室上班，继续承受着网络上的各种指责。

著名的白宫女实习生莱温斯基最近关于网络暴力的TED演讲很震撼，但是各种反映也是有赞有弹，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人们早已不再被所谓的意见领袖裹挟，自由地甚至有些放肆地表达着自我。然而，如果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是不能体会身处漩涡中心当事人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的，莱温斯基说，当时她的妈妈请求她不要关上房门，日夜不眠地守在门边，就是害怕莱温斯基会顶不住压力，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害怕她会自杀。

复旦宣传片事件，同样让滕育栋“收获”了自出生以来最多的诽谤，网友们在快意痛骂的时候，可曾想过，潮水般涌来的网络暴力，可能会超过一个人的极限。

要说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一位想有所创新和突破的年轻人，太急于出成绩，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有些过于简单和直接。滕育栋坦白地对我说，在新版形象片的处理问题上，他“自信过头了，也焦虑过头了。”自信是认为在做一件独一无二、震撼众人的短片，焦虑过头是因为时间太赶。引用我的同事、著名的时政记者陈良飞常说的一句话：“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人们都拼命地赶着路，却忘了放慢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任何一件事件的发生，做事后诸葛亮不难，作为一所百年名校，高等学府，出这样的事，当然引来了更多人的评论，很多人的出发点其实是善意的，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少部分人或许不能带来巨幅的压强，但千百万甚至过亿的声音形成的舆论压力，仿佛排山倒海，再强的身躯，也可能被冲垮。

这件事也充分说明了，互联网已经在切切实实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以复旦在媒体界的影响力，传统媒体从一把手、到中层，再到一线的记者，很多都是复旦的毕业生，据说有一个统计数据，10年前上海的媒体中，七成以上的人，都是复旦的毕业生，所以，10年前的复旦百年校庆时，传统媒体不惜版面地宣传，而10年后的今天，新媒体层出不穷，自媒体兴盛，远不是打一下招呼，发几张宣传通知，就能够影响甚至摆平舆论的。

适应互联网、拥抱互联网，远不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是真真实实的行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要求我们“可以不完美，但不能不诚实。”大数据记录下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轨迹，这个世界早已经由网络联成了地球村，以往因为地域限制在多个领域出现的互相摹仿、借鉴的现象，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也许习以为常，但在现在发达的互联网大数据中，分分钟就可以找到源头。这是个用冰冷的数据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的时代，信用更成为了颠覆不破的法宝。

我热爱我现在从事的记者这个职业，因为TA可以让我在和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的直接接触中，无限地接近真相，虽然无法完全和真相吻合，毕竟有个人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些采访对象会选择性地让你知道一些TA想让你知道的真相，然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真相，同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有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