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奥威尔,语言里的正义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

我将把作家这个称呼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面,即他应该和他的战友们以这样的精神工作: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着;他虽然有时失于偏颇,但却主持正义。

——阿尔贝·加缪

谈论奥威尔与谈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常常是一回事。正是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的文学和知识分子声誉。

就知识分子写作而论,很难将小说纳入其中。诚然,一部非知识分子作品,有时会起到知识分子作品不能达到的作用,甚至还推动了一场战争,解放了一群黑奴,著例如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另一个显例是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这本小册子对美国独立战争推动巨大,乔治·华盛顿实施战前动员时,曾叫人朗读《常识》和《美洲危机》系列文章,以激励士气。但“作为一名语言大师”,潘恩有太强的主观倾向性,立场是预定的,他表达了一种一往无前、意欲碾碎一切反对意见的思想,虽然激动人心,日后看来也符合主流文明的先进价值观,但这种无视客观性和中立性的写作,本身却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准则相违。

知识分子写作的界限是:你可以相信自己的看法,但不能以真理自居,更不应该禁止反对意见发声。知识分子不应占据一个道德或意识形态高地,而是从一开始就做好进入思想阵地并与反对意见正面交锋的准备,他的观点必须向一切可能的异议敞开,并愿意接受一切质疑性挑战。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特殊工作,它不见得比其他写作更高贵、更有效、更能推进人类的进步,它也不会让你高出其它知识人一头,它只是让你更像一名知识分子。

但奥威尔有点特殊,如果不是为了规避出版审查,他未必会选择这种体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尽管体裁上属于寓言小说,表达的却是奥威尔的知识分子雄心。假如当时的出版环境允许奥威尔畅所欲言,我们可能读不到《动物庄园》,奥威尔当然会选择距离目标更直接的方式。

根据奥威尔致友人信,我们知道他是在1943年构思《一九八四》的(实际执笔则在五年后的1948年),1943年他还开始了《动物庄园》的写作。当时背景是,苏联红军正与英美军队携手抗击纳粹德国,奥威尔写作之际,“西线无战事,”苏军与德军在广阔的苏联领土上(即所谓“东线”)进行着绞肉机般的搏杀,苏联从军队到人民都付出了惨重伤亡;同时,胜利虽不确定,曙光已然出现,《动物庄园》那个还算和谐的结尾,即是呼应当时刚在德黑兰举行过的三巨头会议。德黑兰会议不仅确定了英美联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还对战后处罚德国的方案作了初步商讨。在这个节骨眼上,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公然嘲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确乎有点不合时宜——他写作《一九八四》时就没有这份“不合时宜”了,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东西方世界的“铁幕”初步成形。

执拗的奥威尔认定自己没错,他在《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序言里写道:“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但他也不得不替作品的出版预作打算。据说,为了盟军之间合作顺利,美国军政府查封了大量乌克兰语版的《动物农庄》,并转交苏联官方。根据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统计,共计被收缴了5000本,以至奥威尔一度打算自己出钱来推广《动物庄园》。

奥威尔视极权体制为人类的共同威胁,这份致力于公共安危的信念赋予了《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知识分子底色。小说纯出想象,但不是人们寻常挂在嘴边的以天马行空为特征的诗人式想象,奥威尔的想象系由精密的逻辑齿轮来驱动。读两部小说,人们不是赞叹他想象力之奇崛,而是折服他预见力之精确,有时,我们忍不住怀疑极权制度的设计者借鉴了奥威尔的创意。

诚然,奥威尔也会笔尖打滑,写出某些不太可能的情节,比如,他替真理部安排了一个“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目标读者则是无产者,就不太可能。他疏忽了一条界限:低劣的酒不同于低劣的色情文学,后者属于思想,而思想必须专一,任何可能引发胡思乱想的内容,都会对思想的齐一化构成威胁。在极权者看来,思想(包括念头)是一项国营产业,是一种理当像古人对待食盐那样实施国家专控和专卖的产品。

中国读者或会想起当年对色情文学《少女之心》的全国性封杀,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第二次握手》,小说压根谈不上色情,作者张扬先生只是竭力再现一种相当纯洁的爱情,然当局如临大敌。他们担心什么?说不清,但他们肯定认为,容忍读者的心旌处于某种摇荡状态,会对执政者的统治利益有所波及。正是后一个莫须有恐惧,使《第二次握手》一度成了高风险禁书。盖色情是个刺激字眼,确保民众少受刺激则是有关方面的最高职责,他们倘能联想到以色列人种植蔬菜时发明的滴灌式浇水法,大概也会着手推广滴灌式授精法,以便最大程度地去除生育功能所附带的娱乐性。控制思想最好“从娃娃抓起”,为了确保民众日后规行矩步地走在当局划定的思想斑马线内,就必须将任何可能失控的念想扼杀在萌芽中。因此,大批量生产廉价色情小说,在现实环境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奥威尔《一九八四》里那个虚构的大洋国,实施一种全面谎言的机制,即“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虽是一种犀利观察,但多少有点夸张。因为,以做事不计成本著称的极权体制,终究仍会遭遇成本问题,成本不仅指物质,还指人的心理和记忆力,它们多半是不可控的。故极权体制下的谎言不在于全面性和彻底性,而在于原则性。即,原则上,重大事项必须确保符合党的即兴而多变的要求,至于操盘手是用削足适履还是空中楼阁的方式来完成这项要求,则仰仗同志们的智慧。如果他们有时显得诚实,也是成本使然,重要的是,他们有权撒谎,而你并不知道他们何时使用这个权力。

加上一点谎言的真相,就像加进一点苏丹红的咸鸭蛋,不仅看上去更加诱人,还可能更加可口。再说,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喜欢真相,人们总是偏爱自己喜欢的东西。极权体制虽以无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著称,但我们不必怀疑他们在谎言艺术上的非凡造诣。

除小说外,奥威尔也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不乏堪称知识分子典范的文字,如写于1945年的《为P.G.沃德豪斯辩护》。

沃德豪斯是一位英国作家,德军1940年初夏穿越比利时,顺便把他掳走了。他曾长期在德军监视下居住,“从他后来发表的声明看,好像德国人对他还不错,附近的德国军官时常‘到他家里洗个澡或者开个舞会’。”随后,他应德国人之邀,公开发表了一些符合德国人期望的言论,但并不过分。不管怎么说,在伦敦上空一度布满德军飞机之后,群情激昂的英国人,难免依照某种战时的阔略化手段,把沃德豪斯说成“卖国贼”。按说这没什么问题,战争年代嘛,人们总有特别多的仇恨需要宣泄,特别多的危机需要转嫁,特别多的正义需要声张,对有些人,恐怕还有特别多的利益需要攫取,而人们能够在大脑里调用的理性资源,通常又特别稀少。显然,一个看上去符合仇恨标准的人,如沃德豪斯,就能同时满足上述需求。

奥威尔从来不是一个对纳粹德国有好感的人(他曾念念不忘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但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一个任何时候拒绝将大脑出租给形势的人,一个任何时候都不愿放弃独立思考的人。他不为汹涌舆情所动,认真研读、分析了沃德豪斯的言论,尤其侧重于结合时代背景和沃德豪斯个人的心理特征(奥威尔少年时代即读过沃德豪斯,共计读过这位作者三分之二的书,不少于30种),得出了相反意见。在这篇文章里,奥威尔以特有的冷静、从容,辅以扎实细密的案头工作,替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同行进行英勇的辩护。他认为沃德豪斯只是一个糊涂虫,他出语谨慎地写道:

假如我对沃德豪斯心理的分析是对的,那么,认为他在1941年有意资助纳粹宣传机器的说法就站不住脚,甚至是荒唐的。他可能是因为想提前出狱而上了当,但是他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做法会对英国的利益造成损害。

不用说,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意见。公然与一边倒的鼎沸舆论作对,那是任何一个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文人学士都不愿干的傻事,奥威尔却这么做了。与埃兹拉·庞德等名头更响的“卖国贼”相比,沃德豪斯只是个小人物,唯其如此,奥威尔的声音就更加独特。

事实上,奥威尔并非在一个注定会引来大量关注的话题上“反弹琵琶”,他深入民主的细节,像一位正在做脑外科手术的大夫那样进行写作,他要求自己在细微之处捍卫人的权利,他不允许个人权利被某种正义的宏大声浪所涡卷、吞没。——不过,幸亏他生在英国,若在某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他这种态度即使逃脱官方惩处,也会淹没在民众的唾沫中。民众的正义感往往取决于一个标签,只要自认属于爱国者阵营,他们并不介意把任何与自己意见相左者往死里打。毕竟,“于细微处见精神”是一种精细活计,普通人对此难免不耐烦。

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里,奥威尔针对英军用铁链锁住德军战俘一事,再次勇敢地发表了异议(可惜,那封信未获登载)。英军虐待德军战俘,原本事出有因,是德军虐待英军战俘在先。但奥威尔再次着眼于细微,他提醒国人留意“民主和法西斯之间深刻的道德差异”,正告英国人竭力避免任何“与敌人同流合污”的行为,他写道:“假如我们总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来行事,定会使人们慢慢忘记这些差别。”

伟大的知识分子往往共有某种正义基因和行为操守,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自己的国家被德国人占领之后,曾在1943年的《自由杂志》上发表过几封《致德国友人的信》,内云:

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正在为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而这种细微思想对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为这务虚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这是将牺牲精神与神秘主义、将力量与暴力、将能力与残忍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我们为这种特别细微的思想而战斗,因为这是将真与假、将我们希望的人与你们所崇敬的怯懦的神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

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每一位自以为重要或不甘寂寞、好出风头的知识分子,都会热衷于展开宏大叙事的笔墨,或参与若干群体签名类事件,或加入游行队伍并力争走在队伍最前面(罗素、杜威、萨特等人均乐此不疲),而如奥威尔、加缪等凤毛麟角的精英,则选择默守书斋,专注于那些弥足珍贵的“细微思想”。他们的声音在当时总是不那么响亮,时过境迁后,则会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

或可顺笔提及知识分子的三种依赖路径:较常见且极易令人不屑者,是依附政府或权贵,这号人物距“社会良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最远。第二种路径是刻意当反对派,其中又可粗分两种,一种是伪反对派,他们只是由于自身所属派别暂时处于在野状态才成为反对派,一旦拥有权力,也可能立马与掌权者交叉换位;另一种是不党不派,专以批评、监督政府为己任。后一种人物中可能诞生优秀知识分子,但如果他的反对态度过于“蓄意”,也会损伤其言论品质,并最终把他还原为凡俗之辈。第三种路径则以取悦大众并以民众代言人自居,由于他们持续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当他们确实这么做时,或者,当他们得到民众认可时,就可能名动天下。尽管,准确地说,他们更像道德英雄而非知识英雄,或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在《何谓欧洲知识分子》一书中形容的,只是些擅长调动民众情绪的“多愁善感的人”。

第一种人是帮闲或帮凶,第二种人由于总是将张扬自身的风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似乎客观、理性的表达反而变得次要,所以,到底把他们看成思想勇士还是极度自恋者,还得因人而异,分别对待。第三种人实为媚俗者。至于奥威尔和加缪,则在此三者之外,他们是更加纯粹的知识分子,在世俗层面也最易遭致误认。他们除了真理、正义别无他求,我们在其言辞中很少看到姿态性的东西,他们不会为对抗而对抗,为反对而反对。无论奥威尔对沃德豪斯的辩护、对英军虐待德军战俘的批评,还是加缪对“细微思想”的强调,都很难在一种群情激昂的环境下脱颖而出,他们的声音总是更容易被淹没,他们必须耐心等待人们觉醒,他们最大的奖掖往往来自内心的确认。

奥威尔失之简单且政治先行的文章也为数不少,读者并非都能认同。我们痛恨极权体制是一回事,将文章弄成另一种“政治挂帅”,又是一回事。约翰逊博士说过:在作家活着时,人们用他最差的作品来评价他,当他死去,则以他最好的作品来评价。偏颇中自有公道。小见以为,最能展示奥威尔知识分子品质的文章,是他写于1946年的那篇《政治与英语》。在这篇字字珠玑、浓缩了大量思辨精华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他将思想与语言的因果关系,言简意赅的表述为:“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

奥威尔首先向当代政治语言问责,他表示: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演与政治写作多半都是在为不可辩护的东西做辩护。对英国继续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俄罗斯的大清洗和大驱逐、在日本扔原子弹这类事情,的确可以辩护,但是,辩护所用的论据,必定是极端残忍,以至于绝大多数人无法面对的,并且是跟政党所宣示的目的不相符合的。所以,政治语言不得不主要由委婉式、祈求问题式和纯属云山雾罩式的说法组成。

他对人们偏爱的某类大词的分析,也极益心智,“像‘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正义’这样的词,都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各种含义相互并不相容。比如‘民主’一词,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各方面也反对给它下一个公认的定义。大家普遍感觉到,如果我们说某个国家是‘民主的’,那就是在夸它;因此,为各种政体辩护的人,都宣称那个政体是民主政体,他们担心,一旦‘民主’一词的含义被确定下来,自己就不能再使用这个词了。”

这实在太有道理了,试想,假如“民主”的含义就像“微处理器”、“自行车”那样固定,我们肯定不会听到“中国式民主”的说法了,因为那就像“中国式自行车”一样荒唐。记得有位歌手声称要创造一种“中国式和声”,话音甫落就收获了一堆笑柄。

“政治语言的目的,”奥威尔继续写道,“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敬,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这一点,对于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所有政党来说,都是适用的,只不过各自的程度稍有不同而已。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习惯,而且,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大声地嘲笑那些过时而无用的短语(诸如‘高压统治’、‘阿喀硫斯之踵’、‘温床’、‘熔炉’、‘严峻考验’、‘十足的地狱’等等),我们还能逐渐地将它们扔进垃圾箱。”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对“临时工”、“七十码”等官方语汇发出的集体嘲讽,不也曾使某些人有所忌惮吗?奥威尔猜测道:“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的语言,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由于独裁统治的缘故,已然退化了。”他虽然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予以确认”,但我们这些多少有所感触的人都能证明他所言不虚,索尔仁尼琴曾在车厢里与某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攀谈,最后他发现,“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对此我们同样感触满满。

为了避免退化,奥威尔在文中向自己——也向他的读者——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个审慎的作者,对自己所写的每句话,都至少要问自己四个问题:我想要说些什么?那些词能表达哪些意思?用哪些成语或者比喻能使意思更清晰?这些比喻是否足够新鲜、能在读者脑海里留下自己所希望的印象?他也许还会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能更简洁地表达它吗?我是否说了本可以避免的丑陋的话?

我们不能确认,只要照方抓药,当代语言的病态就能重获生机,但我至少可以肯定,转机就在其中。最后,让我们再聆听一下奥威尔的高论,以便知所鉴戒: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远离政治”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而政治本身则是谎言、遁词、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积聚。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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