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打女司机的暴戾土壤如何产生的

建立法治社会,由警察的暴力代替男司机的暴力来及时纠正各类不良行为,根据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关键在于,怎么让警察作为起来,而又不至于滥用暴力。

成都一男司机暴打了一女司机,视频展现出的暴力凶残触目惊心,引起舆论挞伐。忽而男司机行车记录仪视频放出,舆论风向为之逆转,不少人觉得打她一顿未尝不是好事一桩,以至于又有人痛心,中国社会竟如此崇尚暴力。

无论是人们的直觉感受,还是严重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都反映出一个令人焦虑的现实: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和大量新驾驶人上路,“马路杀手”的密度在增大,中国的马路越来越危险了。对于危险驾驶行为,我们的正常管控机制貌似已经失灵。在这种对于危险的焦虑中,危险驾驶行为所引发的怒火远比以往更加暴烈。

减少危险驾驶行为的途径有两个:第一,通过驾驶人资格把关机制,把不合格的驾驶人拒于道路之外;第二,通过有效的执法以及宣传教育,及时纠正驾驶恶习。此次暴力事件的发生,让我们有机会对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效果作一梳理。

首先我们会看到,驾驶人资格把关机制的失效与变异,把众多“恐怖分子”放到马路上去了。

在国内的正规驾校里,人们把大量时间用于在封闭场地里,进行停车入库的准确性训练,记忆并练习了一些诸如“右两圈,左四圈”之类的机械动作,用于应付考试中最难的部分,但是对于路上的驾驶行为训练委实用心不多。这也是中国式驾考中最让人难以琢磨的地方:难道准确的停车入库比安全的路上驾驶还要重要吗?

根据媒体整理的资料,我们看到,德国的驾驶课包括了高速公路、联邦(一级)公路和夜路驾驶,驾照考试中的路面考试约需要45分钟;而英国的驾照考试中,包括从视频中挑出危险驾驶行为的风险甄别考试和40分钟的路考,而国内的路考通常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里面的差距显然是巨大的。

就在不久前,媒体报道了成都一位“考霸”的驾考经历:两年考了19次,以至于拿到驾照时她失声痛哭。这似乎证明国内的驾考是很严的。然而有人在报道后面评论指出,有少数人天生并不具有安全驾车的能力,如果是在德国,驾照路考3次不通过,就会被送去参加智商和判断力的测试,如果没通过就会被认定为“不适合开车的人”。这样一道筛选无疑能把一部分“马路杀手”拒之门外,但这类机制我们是缺乏的。

以上还只是通过正常渠道拿驾照过程中存在的隐患。更为可怕的是,有些驾照来历并不正当,考试作弊、花钱买驾照的漏洞,不能不让人对马路上的安全捏着一把汗。

其次,在大量不合格驾驶人上路以后,由于矫正机制的失效与变异,使得广泛存在的危险驾驶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由此也导致“路怒”和私力救济时有发生。

此次事件发生后,央视记者王志安在微博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女司机被打事件,很多人说,即便那个女司机再缺德,男司机也不应该打人。道理这么讲对,但多少有些苍白。核心问题也许是,如果这个男司机不打人,去报警,警察会对女司机这种违章变线的行为处罚么?如果报警警察会及时处理,那男司机的行为就很可恶,有救济途径你不去用。可如果报了警没人管呢?

王志安之问道出了事件的根源。一般来说,个人的行为会根据外界的反馈而进行调整,如果危险驾驶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惩处和纠正,绝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就会往好的方向改变,反之这些危险行为将会因为被纵容、默认而固化。正如事件女主角事后对媒体所言:“经过我这么多年开车的经验,在那样的距离我变道过来出去,是没问题的,不会导致他急刹或是怎样”她的这种认知,跟公众的感受真是差之千里。

公民授权于政府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纠正,就是为了得到一个人人守法的安全环境。目前国内对于路口的违法行为和一些路段的超速行为,通过电子系统进行自动监控和经济处罚,对于大多数心疼钱的非土豪人士来说,这都是有效的。

但是对于大量难以进行自动监控的路面违法行为,乃至虽不违法却对交通安全有潜在危害的危险驾驶行为,政府却几乎表现为放任不理。如果查询一下全国范围的路面人工执法案例,比如说车窗抛物、乱开远光灯这种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甚至是高速公路上一拥堵就批量发生的占用应急车道的严重违法行为,估计其处罚数量可以忽略不计。在国内开车,我们很难见到美国电影里那种警车把车辆喊停,并开出罚单或提出警告的场景。难道是因为每天大量的电子眼罚单不足以覆盖交警巡逻执法的成本吗?

危险驾驶行为一旦引起事故,自然会有警方前来厘清责任。问题是,在危险驾驶行为发生在人们旁边而又尚未引发事故时,人们也有理由感到不安和愤怒。这种不安和愤怒需要交管部门通过妥善的管理进行有效疏导,如果管理部门长期缺位,危险驾驶者的嚣张长期被放任,那么私力救济的冲动就会涌现,相互别车报复,晃大灯,按喇叭,骂脏话,这些“路怒”行为并非轻飘飘的“文明行车”提醒能解决,它们必将愈演愈烈,使中国的道路上戾气爆棚。

如果一个人在电影院里会因为电话铃声响起而羞愧的话,他一定也会在公路上想起来并不是一个人在行驶。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目前的社会文化并不鼓励相互之间的行为反馈。如果有人在电影院里接电话,通常周围人的反应会是忍、。这既是因为传统文化里类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跟小人作对,小人自有对头”这种糟粕的影响,也有一些合理的顾虑:如果我提醒在电影院里打电话的人,他不仅不听反而骂我多管闲事怎么办?我能要求保安把他请出去吗?如果我被他打了,会有警察及时赶到给予他应有的处罚吗?

你看,问题又回到了警察这里。说穿了,警察代表的是法治,负责维护一个良好的秩序,让人们认识到权利和行为的边界。建立法治社会,由警察的暴力代替男司机的暴力来及时纠正各类不良行为,根据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关键在于,怎么让警察作为起来,而又不至于滥用暴力,这是个问题。

作者

射星人

作者其他网评

时事话题

时事话题

近期发生的新闻议题,尽在其间。

下一篇

陆港“政治互信”需要怎样的前提

从香港方面来说,被香港市民寄望的一些泛民人士,在“一国两制”安排下,学会用“一国”的方式沟通,而非外交式的“隔空喊话”,或许更容易实现沟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