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西德总理评：邓小平比毛更明白

核心提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与毛泽东不同，他关心把权力交到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手中。因为邓比毛更明白，他无法独自包揽一切。就此而言，他得以更好地把党内不同倾向的力量联合起来。

施密特，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伦，原题为：《施密特评邓小平：他比毛更明白，他无法独自包揽一切》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前西德社会民主党（SPD）主席（1967年—1969年）、前西德国防部长（1967年—1972年）、财经部长（1972年）、经济部长（1972年—1974年）、前西德总理（1974年—1982年）、外长（1982年9月17日－1982年10月1日）。 经济政策在就任总理初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后期转向deficit spending政策。自1983年作为周报Die Zeit的联合发行人。

西伦：你们队经济问题讨论得有多细？

施密特：我们谈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同时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运转仍然依靠指令，指令的基础是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并非一无是处，但它从来都没有真正行得通，因为它没有留下自主做出决定和应对意外情况的余地。

邓向我粗略介绍了改革的概况，他对自己的作用也有清楚的想法。他说，他只是建议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和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实际执行这个政策是别人的任务。对于经济，他本人懂得不多，但是他完全支持这些改革。新政策迄今取得的成就说明，没有他，现在担负责任的人也有能力取得好成绩。

但是，他仍然不放弃自己规划运作的大框架和评估当时经济的进展情况。他说，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只解决了农村政策问题。六年来，这项政策的实施已经取得相当显著的成效。新的“开放政策”打算把农村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但是城市的问题更加复杂。如果中国搬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无法解决失业问题。而失业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每年新增加的求职者有七八百万人。中国应对的办法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外，还有个把人留在农村的问题。七八百万新增劳动力当中，80%在农村地区。如果他们留在当地，问题就解决了80%。因此，中国集中精力于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让城市青年下乡，但是他们在那里找不到工作，又回城了。

问及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邓小平没有回答。他说，可以预料，最近实施关于改革工资和物价制度的决定，会出现通胀性问题，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存在通货膨胀。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体制内部效应的表现，人们正是在危机中可以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西伦：邓小平一面谈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面又谈论市场经济，这是不是说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现实的必要性之间摇来摇去呢？

施密特：我没有感到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他是置身于两者中间。他想进行经济改革，同时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与毛泽东不同，他关心把权力交到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手中。因为邓比毛更明白，他无法独自包揽一切。就此而言，他得以更好地把党内不同倾向的力量联合起来。与所有政党一样，中共内部不是都很一致的。区别在于，对外界来说，它的派别斗争不那么显而易见。邓小平的主要工作，不在于把党统一到一条路线上来或者促使各个派别相互斗争，而是把它们联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经济的开放会产生一种吸引力，使他干起来更容易一些。

西伦：您和他谈了经济特区吗？这在当时可是共产主义的全新事物，东西方都投以极其怀疑的目光。

施密特：谈了。建立经济特区是个聪明的主意。邓小平选择改革比较容易结出硕果的地方作为重点。他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定程度上说，世界经济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间。另外，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当中，经商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湮没。那里有早在1900年之前或者至少在二次大战以前就从事海上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家族。那里还有一些孙辈知道祖父或者叔父干过些什么。如果现在需要小心翼翼地向世界迈出头几步，他们还有个在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的平辈亲戚可以指望。至于这一切在细节上是否能顺利进行，我无法判断。但是这个原则是有说服力的。一步一步地走，这是邓小平的特点。他不是七步并作一步，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把七步并作一步走的人。

西伦：邓小平的经济专业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在经济方面，他是不是一个充分合格的谈话伙伴？

施密特：他是。他在法国生活过六年，而且在雷诺的一个汽车厂干过活。那时候，他基本上懂得了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当然，他感受到了法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这肯定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与毛泽东有了明显的差别。毛是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才前呼后拥地出国的，而且只去过莫斯科。不过从谈话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邓操心的只是大框架，而不是实施细节，不是现代经济的精密机制。干这些事，他有胡耀邦（1915～1989，1980～1987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不过，胡耀邦常常做过头事。因此，当时的一个大问题是，一旦邓不在了，情况会怎么样。

西伦：邓小平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的区别何在？

施密特：邓小平与别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党内一些人想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洞察一切的本能告诉他，这样做国家会陷入混乱。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分崩离析的苏联这样做的时候，邓的估计得到了证实。邓小平宁愿坚持一党领导。与邓小平不同的是，邓的一些部下的专业经济知识却令人印象至深，这与后来90年代的朱镕基总理情况相似。

西伦：中共其他高层官员能力如何？

施密特：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经济政策掌握的程度让我佩服。在这方面，世界上的政府领导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能与他们并驾齐驱。

西伦：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施密特：谈话。我问中国领导人，在这么多年没有自主权之后，现在让经营层和党政官员适应扩大了的自主权，是不是很困难。他们回答：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赋予企业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活力。至于领导干部，已经有这样的经验。要么，是企业领导有能力，但是旧的体制束缚了他们。那么，现在他们就有了发挥这种能力的可能。要么，是企业领导不称职，但是企业还有别的很有能力的职工，他们只是过去没有走上领导岗位而已。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有能力的人推上领导岗位。因为，如果不是最有能力的人当领导，工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中国领导层正在努力培养领导和经营人才。1984年10月已经做出决定，进行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要改革以往的做法。今后党不应当像过去那样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