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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要给周恩来定性的外交“特大丑闻”降温?


来源:中老年时报

毛泽东看到外交部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核心提示:5月24日,毛泽东看到外交部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2年8月31日,作者:丁东,原题为:《毛泽东为“雅典事件”降温》

周伯萍是一位抗日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72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首任大使,1973年春上任不久,发生了“雅典事件”。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讲述的: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翻译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

“《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在仓促的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尽管周伯萍力图补救,外交部还是把他紧急调回国内。回到北京,他才知道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说这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在国务会议上,周恩来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只好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恳请给予严厉处分。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后,一致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

5月19日,外交部将这一意见上报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5月24日,毛泽东看到外交部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减轻了“雅典事件”的分量。

周伯萍便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仍旧回到了雅典。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据《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周昂]

标签:雅典 外交丑闻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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