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最年轻军长为何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

核心提示：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奉命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谢振华任第三十军军长。33岁的谢振华也是当时全军整编后最年轻的军长之一。随后，谢振华率第三十军部队参加渡江、上海等战役……1954年8月，谢振华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振华，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1949年全军最年轻军长为何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

在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中，谢振华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金戈铁马，还是和平时期的统兵主政，他都有着不凡的履历。从漫漫长征路到镇守大西南，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写就了他辉煌的人生。尤其是他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成了一段永不言痛的遗憾。

18岁的团政治委员

谢振华，原名谢振泮，1916年9月生于江西崇义一个贫农家庭。崇义县是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大革命失败后，谢振华的父亲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13岁的谢振华投身当地农民暴动的洪流中。1930年4月，谢振华的父亲被反动派残酷杀害。随后，谢振华加入了红军游击队，后在崇义县少共县委任少先队队长。1931年夏秋之间，谢振华参加主力红军，进入红三军团政工干部训练队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任青年干事兼青年训练队队长。

1933年初，谢振华调任红三军团新兵营教导员。任职期间，他不仅圆满完成了新兵营的集训任务，并负责把这批红军新战士补充到了各师、团。同年夏，谢振华进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干部政治班学习，这个班后改红军大学干部政治第二队。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都亲自给他们这些学员讲授过军事课和政治理论课。

1934年4月，谢振华从红军大学毕业回到红三军团。8月，他担任红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时年不足18周岁。翻开开国将帅们的履历可以发现，当时谢振华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中最年轻的团政治委员。1955年授衔上将的杨勇、张爱萍、苏振华、王平其时也在红三军团担任团政治委员。

谢振华回到红三军团担任团政治委员时，恰逢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敌我兵力悬殊，提出“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导致红军主力部队损失惨重，甚至连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也丢失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处于日益被动的局面，要在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已不可能，中央红军只好被迫撤离。

为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谢振华率领第十四团参加阻击任务，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经过半个月的浴血激战，顶住了六倍于己、装备优良的敌军进攻，歼敌万余人，拖住了敌人，保障了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撤离，从而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11月底，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谢振华又率部随第五师顽强阻击国民党军，经过多日激战，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完成掩护中央机关渡过湘江的任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实行缩编，谢振华改任营教导员，参加了攻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等一系列战斗。后又从事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历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执行科科长、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第二科科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第二科科长。1936年5月，谢振华调任红军大学干部科第二队政治委员。1937年1月，谢振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33岁的军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谢振华从抗日军政大学提前毕业，经组织安排到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担任组织科长。不久，又奉命前往晋西地区进行扩军。至1937年底，谢振华把征来的1000余新兵从晋西带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洪洞县，与原先的总部警卫营合编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谢振华担任团政治委员。当时的八路军刚整编完毕不久，最初仅有15个左右的正规团，大部分干部都降数级使用，多数开国上将此时都在担任团级干部。而谢振华也担任团政治委员，这体现了八路军总部对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1938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谢振华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4月，八路军总部再次决定让谢振华到延安马列学院深造。在马列学院，他与徐海东、阎红彦、宋平、江青等是同学。通过马列学院的系统学习，谢振华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都有了很大进步。

1940年6月，中央决定由谢振华带领100多名干部到山东敌后根据地开展工作。他在到达皖北涡阳县新兴集后，意外地遇见老首长黄克诚。应老首长要求，经中央同意，谢振华一行留在八路军第五纵队工作。谢振华被任命为第五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0月，他奉命去江苏阜宁县建立根据地，组建地方武装。到达阜宁后，他招兵1000余人组建了阜宁县大队，担任县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谢振华担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后兼任政治委员。从抗战初期的团政治委员到抗战结束时的团政治委员，在开国将帅中几乎绝无仅有。这也是谢振华1955年没有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最主要原因。

1945年9月，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谢振华留守华中，任淮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后任华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新十旅副政治委员、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新十旅政治委员，率部在华中坚持斗争。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谢振华历任第十二纵队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0月，他率部积极投入淮海战役，和兄弟部队一道完成分割黄伯韬兵团的任务，并取得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最后胜利。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奉命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谢振华任第三十军军长。33岁的谢振华也是当时全军整编后最年轻的军长之一。随后，谢振华率第三十军部队参加渡江、上海等战役。5月28日上海解放后，谢振华奉命率第三十军担任淞沪警备任务。7月，他调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二总队政治委员。

1951年1月，中共中央以华东军政大学为基础，在南京组建解放军军事学院，谢振华调任军事学院基本系主任。1954年8月，谢振华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7月毕业后，谢振华入朝担任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军长。1958年7月回国，谢振华继续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率部进驻山西。1962年5月，谢振华改任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主持工作，当时的军长由起义将领董其武担任，董因年事已高，常驻北京。时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找谢振华谈话时，曾风趣地对他说：“你这是吃驴子的料，干骡子的活。”

从1949年初的人民解放军军长，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谢振华仍然在解放军第六十九军主持军事工作，这在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整编后的首批军长中又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政山西

1967年，在“全面夺权”的风暴即将刮遍大江南北之时，中央军委对全军多个部队实施换防。时任第六十九军副军长的谢振华，奉命率部从当时的河北保定移驻到山西太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谢振华出任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统一指挥山西省军区和驻山西野战军部队的“支左”工作。1968年11月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三晋大地武斗仍然有增无减。为此，中共中央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并决定谢振华主持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会工作。谢振华带领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会一班人多方面做群众工作，解散武斗组织，撤除武斗据点，要求上交一切武器。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全面制止了山西长达两年多时间的武斗，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

1971年4月后，谢振华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5月起）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

在主持山西省全面工作期间，谢振华顶着林彪、江青一伙大批“唯生产力论”的巨大压力，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九一三事件后，谢振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稳定山西的局势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由于他对当时大寨实行的一些“左”的政策不同意不支持，因此惹恼了江青等人，不久遭到诬陷和批斗。

1974年2月，山西省晋剧团带着剧目《三上桃峰》（该剧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选中），到北京参加华北地区文艺汇演。江青等人从《三上桃峰》中嗅出了这出戏是株“毒草”，认为谢振华脱不了干系，便指示山西的两派开始协力“炮轰”谢振华，并诬陷其利用《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王光美翻案。随后，谢振华被罢免山西的党政军一切职务，连续被围攻、批斗60多天。全家也受到株连，在国务院国防工办任秘书的妻子被停止工作，在军队工作的大儿子夫妇和小女儿被复员处理，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儿子被隔离审查，长期不给分配工作。为此，谢振华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及他被诬陷挨批斗的原委。毛泽东收到信后，批示：“到此为止。”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谢振华免遭更大的灾难。此后，谢振华就留在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12月，谢振华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实为挂名）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部署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由于种种原因，谢振华在山西的所谓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一些群众反而因为他的问题受到错误的牵连。1980年10月，霍士廉调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到山西任职前，邓小平找他谈话时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所以‘四人帮’就比较恨他。‘四人帮’支持一些人夺他的权。你到山西任第一书记，罗贵波同志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中纪委还派出工作组协助解决山西问题。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中央于1981年1月18日签发了为谢振华等人平反的中发第10号文件,中共中央明确批复:“中央同意山西《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为谢振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也证明，在“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的岁月，谢振华在山西的工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资料显示，“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余名军队高级将领到地方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主任。其中，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回到军队，之后又提拔到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尤太忠，另一个就是谢振华。

百万大裁军急流勇退

1982年10月，谢振华调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按照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谢振华上任后，与司令员张铚秀一起努力开创军区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任职期间，谢振华与张铚秀奉命组织指挥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严守中国边界，维护了祖国尊严。

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军队要大量裁减员额！他还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中央军委座谈会后，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立即开始酝酿、榷商和论证。最后形成的方案是：原来的11个大军区将精简合并成7个。在1985年5月将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总参谋部的初步方案，仍然主张撤销成都军区，组成新的昆明军区，合并后的军区领导机关设在昆明。昆明军区的干部战士一般也都认为：昆明地处中越边境前线，自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以来，战斗一直未断，是当时全军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因此保留的可能性较大。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后决定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南京、广州、兰州、成都军区,撤并乌鲁木齐、武汉、福州、昆明军区。宣布决定之前，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分别找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的军政主官谈话，大家都感到意外。由于情况突变，谢振华在情绪上不能说没有一点波动。但坚强的党性使他很快从不平静的心情中解脱出来。经过短暂的思考，谢振华和张铚秀明确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最后决定。

同时，杨尚昆对两大军区合并整编后主要领导的任用，也征求过谢振华的意见。谢振华向军委建议，在自卫还击作战中归昆明军区指挥的解放军第一军军长傅全有表现不错，可以作为合并整编后的成都军区司令员人选。对谢振华的安排，杨尚昆还征询谢振华是否愿意去军事科学院工作。从谢振华的经历来看，红军时期就是主力部队的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是纵队司令员、军长，还曾分别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华东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和任职。因此，除了能够带兵打仗，谢振华对办教育搞科研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年龄也不算太大，去军事科学院应该是一个较合适的安排。

从当时情况看，军队精简整编后，一两年内将恢复军衔制，只要留任大军区正职岗位的开国将军，应该都会被授予上将军衔。而退离一线的，不论是老少将还是老中将，将一律不再授予军衔。对于这些，谢振华都非常清楚，去军事科学院留在第一线工作，还有可能被授予上将军衔，对个人当然有利。不过，他想得更多的是回到昆明把精简整编工作搞好，把数以万计的干部安排好。作为昆明军区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那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谢振华向中央军委领导表态说：“我愿意把位子让给较年轻的同志，对我的工作就不要再考虑了。昆明军区精简下来的大批干部，我有责任把他们安排好。我愿回去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昆明军区最后一段光荣的历史使命。”谢振华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赞许。后来，中央军委从军事科学院的班子建设实际出发，任命成都军区原司令员王诚汉担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88年9月，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时，71岁的王诚汉被授予上将军衔。就这样，谢振华和上将军衔遗憾地失之交臂。

为搞好精简整编工作，在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决定向合并军区派出协调小组，谢振华被委以成都军区协调小组组长，王诚汉和张铚秀任副组长。谢振华等同志一起协助新的成都军区领导班子进行精简整编工作，给了新班子大力支持。1985年8月1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正式发布命令：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整编为成都军区，机关设在成都市。按中央军委通知，昆明军区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于1985年8月30日停止办公。与此同时，在成都军区协调小组的任务完成后，中央军委又委托谢振华协助成都军区做好原昆明军区的善后工作，并设立了一个临时性办事机构，名称为“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

9月1日，“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对于原昆明军区的善后工作，谢振华向中央军委建议：“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挂个副书记的名，便于参加党委会，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工作就行了。”中央军委决定，谢振华作为合并整编后的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负责原昆明军区的善后工作。直到1986年6月，“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正式撤销。在谢振华的带领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该办公室圆满完成所担负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