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日本与德国战争责任认知不同 后果迥异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日本新华侨报4月17日文章，原题：日德对战争认识不同后果截然不同

近期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对战争历史教育充分程度远逊于德国。日本和德国基于法律层面、执政者层面、教育层面都对战争历史认识是不同，带来的后果也截然不同。

将日德战后历史认识进行比较，应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在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朝日新闻》敢于对此进行民意调查，可以看出该报的良知，也可以看到日本社会还有这样具有良知的媒体存在。

时至今日，日德对战争历史认识问题态度不同，原因之一与战后的清算程度有关。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将22名纳粹战犯和6个犯罪组织送上被告席，而亚洲的东京审判仅仅将28名甲级战犯中的七人送上绞刑台。欧洲的纳粹战犯至今仍然在被通缉之中，日本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却在战后出任了日本首相。

德国的国内法也认可纽伦堡审判对纳粹战犯的判决，日本的国内法则根本不认可东京审判对战犯的判决，认为“那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复仇”、是基于不公平的“国际法”的认定。也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日本也不承认自己的战败以及战争责任。

时至今日，日德对战争历史认识问题态度不同，原因之二是执政者的责任。众所周知，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著名的“华沙下跪”闻名世界。而联邦德国前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施密特在纪念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时则指出：“年轻的德国人在遇到波兰同龄人时，他不必感到不自在，但是他必须知道当时德国人以德国名义干了些什么。要全体德国人民，特别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承担战争的罪责是不公平的。但他们必须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日本呢，从战争结束之日起，“皇族首相”东久迩稔彦就把“一亿玉碎”的口号改成“一亿总忏悔”，把天皇、军部、内阁的战争责任统统要求民众承担。从那以后，很少有日本首相敢于站出来深刻反省侵略的历史，即使有承认侵略历史并道歉的村山富市首相，其压力不能简单地用“鸭梨大”来形容；即使有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参观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其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才反映了内心的真实。

就是在不久前，德国女总理不仅亲自到北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还亲自到东京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历史课，教给他认识战争责任的重要性。就是在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是坚持认为“侵略”在国际社会是没有统一定义的。这种掌握一国之柄的执政者对战争历史认识的态度，势必影响其国内的认识。

时至今日，日德对战争历史认识问题态度不同，原因之三是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问题。看看德国，政府通过设立一系列专门机构、研究所和纪念场馆，帮助国民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二战历史。诸如路德维希堡的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慕尼黑的现代研究所、波恩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以及60多个在原集中营旧址上改建的纪念馆。

据调查，1964年只有54%的德国人认为“纳粹国家是一个犯罪政权”，到1979年，持这个观点的已上升到71%。相比之下，战后日本文部省在右翼势力的影响下，多次通过所谓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方式，歪曲二战历史，掩盖、粉饰其侵略罪行。去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战争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人做错。”他认为，日本人民因此把自己看作是战争的受害者。

他们在学校里面进行历史教育时，要么是以“课时不够”，在狂讲古代史后，不讲近现代史，让学生去“自学”，并且在升学考试中不考这方面的内容；要么是进行“受害者教育”，完全无视当年侵略战争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和罪行。这种教育层面上不同点，也在影响着日本和德国当今以及未来人们对战争历史认识的态度问题。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和德国基于法律层面、执政者层面、教育层面都对战争历史认识是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带来的是什么？显然，德国是放下了历史的包袱，与邻国获得和解，今天成为欧洲地域政治、经济的“领头羊”。日本则是依然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无法实现东亚地区的国家与民族的和解，希望做亚洲“火车头”的愿望渐行渐远，其经济状况也是一蹶不振。

4月8日，美国新任防长卡特访问日本时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军事同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意在催促日本早日加入美国主导的TPP(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套用这个句式，我们也可以告诉日本：“战争历史认识的态度问题归根结底是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问题的”。现在，深刻反省历史，或许于自国经济还有益。(杨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