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与“南下人”的故事

原标题：张鼎丞与“南下人”的故事

魅力·情怀·风范

——张鼎丞与“南下人”的故事

1张鼎丞，人们习惯称呼他“张老”。

南下服务团小战士称他“张老”；陈毅、粟裕、叶飞、方毅等老革命家也称他“张老”。

战争年代，在闽西的大山里，跟随他一起打游击的红军战士，见了他不叫“司令”、“政委”，只称“张老”——那时，他仅30出头，并未老，也未显见老相。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多人仍不叫他“书记”、“部长”、“检察长”、“副委员长”，还是称他“张老”。

记得，伍洪祥同志生前跟笔者谈过：“张老是闽西的‘土地公’，在我们闽西威望非常高。无论老少，见到他，一口一句‘张老’。从外表看，他跟普通庄稼人没什么两样。说话、办事，实实在在，从来不讲大话、空话、套话，不做不切实际的事、违背民心的事、损人利己的事。闽西的老百姓都相信他，亲近他，愿意跟随他闹革命，甚至用生命保护他。在红军战士中，也有称他‘张主席’的，因为他当过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我跟随张老几十年，一直称呼他‘张老’，没有改口过。连谢觉哉、徐特立、邓子恢这些老前辈也都这样称呼他！”

中国对称呼颇有讲究。按长幼尊卑的传统习俗，过了花甲之年，德高望重者，人们不直呼其名，而是在姓氏之前或之后加个“老”字以表尊敬，如老吴、老杨、董老、郭老……

但，“老”字缀在姓氏之前之后，大不一样。

“张老”，是尊称，是敬仰，是亲情的流露，更是人格的魅力！

2在“南下人”中，最早被张老“招兵”的，要算庄炎林了。

上海战役硝烟未散，中央就电令三野“迅速准备，提早入闽”，并任命张鼎丞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由他负责筹建新省委领导班子。

张老考虑最多的是干部问题。入闽干部严重不足。除了把冷楚率领的长江支队4000多干部调配给福建外，华东局还同意张老的请求，在上海招收一批青年学生，组建南下服务团随军入闽。

张老把组建南下服务团的任务交由伍洪祥具体负责。

伍洪祥原是十兵团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师长兼政委，刚从杭州前线调回来，出任福建省委委员、省委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

他对张老说：“过去，虽然在广东潮梅地区学生中搞过抗日救亡运动，有一点点经验，但对上海青年学生运动情况不甚了解。上海毕竟是个大城市，各方面条件都比福建好，青年学生愿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去福建工作呢？我心中无数，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我请求物色几个得力的帮手，协助我开展工作。”

伍洪祥，张老都叫他“小伍”，是张老亲手从闽西大山里带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张老对他的工作能力和思想作风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上海毕竟是个大城市，情况复杂，且时间紧迫，确实需要几个得力的帮手。

什么样的人才是“得力的帮手”呢？身为华东局组织部长，他对选拔干部的条件心中早已有数，除了“任人唯贤”外，还必须加一个条件，那就是熟悉福建的情况，最好是福建籍的。

张老第一个看上的便是庄炎林。

庄炎林祖籍福建安溪，童年在厦门求学，以后随父亲庄希泉侨居新加坡。抗战期间，他回国参加广西抗日学生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桂林工委书记。此时，担任上海地下党党报《上海人民报》总编辑，是“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会”秘书处负责人。

张老立即召见庄炎林。

当庄炎林接到通知，赶来华东局组织部办公室时，只见一个穿着褪了色的旧制服的老者，迅即离座，伸出手来与他相握，亲切地说：“你好！庄炎林同志。”

“您是张老，张鼎丞同志？！”庄炎林一下认出了这位剪光头的淳朴得如同庄稼汉一样的华东局组织部长。

张老询问庄炎林最近一段时间工作情况后，便说：“现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原定明年解放福建，现在已下令三野提前入闽，估计今年就能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

“太好了！我的故乡很快就要解放了……”庄炎林显得十分兴奋。

“是啊，福建很快就要解放了，那里需要大批党员干部去工作，去建设。”张老说。“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庄炎林有点惊讶：“不知组织上要我做什么工作？”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啊！”张老边给庄炎林续水边说。“组织上综合衡量你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打算安排你回福建工作。”

“回福建？我虽是福建人，但不熟悉福建的情况。这几年我对广西、上海的情况倒是熟悉的。”

“你在厦门读过书，搞过学生运动，又会说闽南话，福建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张老言语谆谆，让庄炎林感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关爱。

庄炎林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请您指示具体任务。”

“你这几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张老说。“现在给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伍洪祥同志在上海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组建南下服务团，随十兵团南下去福建工作。”

“好！”这个工作很适合庄炎林的“胃口”，他欣然接受了。

张老招的“第一个兵”——庄炎林，便出任南下服务团招生办事处主任。

3为了组建这一支随军南下的队伍，张老带着伍洪祥去找了几个曾在延安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多方寻求支持和帮助。

他首先找了华东局团工委书记兼上海市团市委书记李昌。

李昌原名雷骏随，湖南永顺人。早年在杭州、上海、北平求学，曾参加震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清华大学民先队“铁鹰大队长”。抗战期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组织部长；1946年5月，调往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国共谈判破裂后，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1948年冬，调回延安参加筹备重建青年团。

张老与伍洪祥是在延安认识李昌的。张老对他说：“福建省委刚刚建立，省委决定小伍同志担任青委书记，招收上海知识青年的任务由他来负责，希望你们青委、学联给予大力支持。”

“招收上海青年学生的事，市委讨论过了，我们会尽力帮助的。”李昌向张老介绍了上海青年学生开展护厂护校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其中不少是福建人，这批学生都可以动员回福建工作”。

“好！尽量多动员福建籍的青年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张老说。“招收南下服务团，有很多女学生报名参加，她们要有人带，有人管。你先给我们物色一个女同志，参加团部领导工作”。

李昌答应了。

第二天，李昌把杭州青委书记陈向明找来，通知她立即到沪江大学找伍洪祥报到。

陈向明是福建闽侯人，曾求学于上海启秀女子中学，1939年入党，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参与领导上海“第二条战线”斗争，担任上海学委社会区区委代书记、中共杭州工委书记兼杭州青委书记。她热情、坦率、朝气蓬勃，具有丰富的青年工作经验。

陈向明交接了工作，就来到沪江大学报到。这一天，正好在沪江大学召开新吸收的青年团员宣誓大会。张老、伍洪祥、庄炎林初次见到陈向明，都亲切地同她握手：“我们都在等你来啦！”

庄炎林把她引进会场，走上主席台，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就是陈向明同志，杭州工委书记，又是杭州青委书记，她调来我们南下服务团团部工作了。大家欢迎！”

会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向明呀，你可是我向华东青委要来的第一个女干部！”张老对她亲切而风趣地说。“向明，向明，你要带领女同胞，向着福建，向着光明，一路前行哦！”

陈向明乐了。这位年仅29岁的“老大姐”，就这样走进“南下人”的队伍，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4筹组南下服务团，张老争取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介绍了曾鸣、李奕清、谢镇军、张传栋、黄开云、许威等几个新四军青年干部来报到了。

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也推荐来了几个军事干部：杨采衡、张道时、罗铭……

1949年6月10日，张老召集参与筹建的干部开了一个会，正式宣布省委的决定：成立南下服务团，由他亲自兼任团长，副团长陈辛仁、伍洪祥。南下服务团党委书记由伍洪祥担任。

服务团团部工作班子也同时成立：曾鸣任组织处长，张传栋任宣传处长，黄开云任卫生处长，庄炎林任青年处长、陈向明为副处长，李奕清任总务处长，许威任供给处长，罗铭任参谋处长、杨采衡为副处长。

张老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在上海招收的这一批知识青年，对我们进军福建至关重要。这批青年学生是接管福建、建设福建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你们一定要把他们组织好，教育训练好，要保证把他们安全地带到福建去！”

张老强调：“现在时间紧迫，叶飞同志率领的十兵团正在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补充，省委的工作班子也在苏州组建。什么时候南下，时间待定。大家按照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各自开展工作。你们要利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采取‘抗大式’的办法，抓紧教育训练，用革命的理论武装他们，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让他们在接管福建、建设福建中发挥作用。”

这个会议之后，张老就到苏州去了。

临行之前，他对伍洪祥郑重交代：“小伍呀，你肩上这付担子不轻哦！万事开头难，现在班子搭起来了，分工明确了，关键在于你们要团结一心，出主意，想办法。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到苏州去汇报，省委会全力支持你工作。”

5组建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

上海市青委、市学联保送的第一批学生名单报来了，共340名，经审查，全部合格，录取了。

大约一周后，伍洪祥驱车去了苏州，向省委汇报工作开展的情况。张老听了很高兴，立即召集省委委员临时碰头会，研究扩大招收问题。

原定招收1500人，临时会议决定扩招到3000人。

扩招以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虽然热情很高，但绝大多数未经磨炼，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都需要有人管理和照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张老说：“冷楚同志率领的长江支队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不是在苏州待命吗？可以抽调一批有青年工作经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来服务团当骨干，协助你们教育和管理。”

当时，拟定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的冷楚，表示同意张老的意见。

于是，华东局组织部立即下达通知，从长江支队和华东南下纵队中，抽调300名得力的干部（其中长江支队150人）急赴上海，编入南下服务团，担任大队长、政委、参谋长和中队长、指导员，与服务团战士一同学习、一同训练、一同行军。

这支骨干队伍，是南下服务团的生活管理者，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

他们言传身教、患难与共，成为青年学生学习的榜样！

66月17日，南下服务团在大同附中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老在会上宣布南下集训工作正式开始。

张老开宗明义：“南下服务团的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解放了的南方人民服务，这个服务只能是全心全意的，而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三心二意。”

张老说的这一句话，让许多“南下人”铭记终身！

在报告中，张老讲起了自己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张老在敌军重重包围中，坚持在闽西开展三年游击战争，擎起南方一柱天！

张老说：“当时，我们长期遭受敌人的围困和扫荡，吃不上，穿不上，整天赤着脚在乱石荆棘之中出没，脚趾碰破了，鲜血直流，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但是，因为能够全心全意坚持革命不动摇，无视痛苦，坚持行军打仗，最终不但战胜了敌人，而且炼出一副钢腿铁掌。”

他走到台前，抬起自己的一只脚给大家看，并风趣地说：“我这脚掌全是死胼结成的硬板，足有一个铜钱厚，它不怕刺，刺怕它，一捣就捣碎了！”

话没说完，全场都笑起来了。

张老最后说：“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里装的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什么困难都能克服，都能战胜！所以，今天，你们走进革命的队伍，就应当记住：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三心两意！”

张老以亲身的经历，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什么才是革命与不革命、真革命与假革命的根本思想界限和革命者的行为准则。

张老的报告，被称作是“南下第一课”！

今天听起来，这既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深刻的警示。

当许多人不屑于“为人民服务”这一句话，甚至加了一个“币”字加以嘲讽，再重温一次张老说的这一段话，认真品味它的全部内涵，或许还会让你心中最美好的情愫得到复萌！

7南下服务团出征的第一天，在莘庄就遭敌机袭击，卫明、金基和等4名战士不幸遇难，竹立、商铭等14人受伤。

惊闻莘庄血案，张老十分悲愤。

他立即电话指示伍洪祥：“想办法跟当地驻军野战医院联系，请求他们支援，抢救伤病员！对死难的同志要隆重举行追悼，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动员全团战士化悲愤为力量，振奋精神，树立信心，经受考验，继续南下！”

莘庄遇袭，血染征途，既是意外，又在预料之中。

对于南下途中的安全问题，张老早有考虑并作了安排。

他曾和陈毅、粟裕商量决定，从华东军区抽调一批精干战士，组成一个连，武装护送南下服务团安全到达目的地。

护送任务交给阮文炳负责。

阮文炳，福建永定湖雷人。从小就跟随张老在闽西大山中、在苏皖抗日前线、在大江南北解放战场上，艰苦转战，屡立战功。此时，他是三野八兵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的一名副团长。七月初，他接到师部通知：五天内到十兵团报到，准备随军南下福建。

阮文炳来见老首长。久别重逢，张老紧紧握着他的手：“小阮呀，交给你一个任务，带一个连武装，一路护送南下服务团随十兵团进军福建。”

“南下服务团？什么队伍？”阮文炳对“南下服务团”这个名称还很陌生。

“是一支‘学生军’。”张老说。“调你到南下服务团参谋处任职，负责南下途中的武装保卫工作，务必把他们安全送到福建去！”

张老特别叮嘱：“浙赣线虽然打通了，但沿途残匪很多，特别是江山县一带，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和毛森的老窝，潜伏的匪特肯定会伺机骚扰、拦劫、打黑枪。这一支‘学生军’年龄都很小，有的还不到十六岁，刚刚走出校门，刚刚离开家，没有行军打仗的经历，遇到突发情况不知怎么对付。你带一支部队打前站，沿途侦察，沿线布哨，一路护送。小阮呀，这支学生军可是我们的财富，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哦！”

按照张老的嘱托，阮文炳立即到华东军区“借兵”。军区调用了特务团的一个加强连，配备了轻重机枪，还加派了一个姓纪的营长带队。

1949年7月16日，阮文炳提前三天带几个参谋先行出发，沿沪杭铁路侦察前进。当时，石湖荡大桥已经被炸毁，火车到此无法通过，必须弄到船只，从水路到枫泾，然后再乘火车。阮文炳找当地政府联系，花了3天时间才弄到40多艘小船，等待服务团的到来。

然而，莘庄遇袭的不幸消息突然传来，他感到问题严重。急忙从松江赶回莘庄，看到遇难的同志，心里很难过：“我辜负了张老的重托！”

莘庄遇袭，血的教训！团部决定：到达杭州休整时，对全团战士进行野外防空知识教育和训练。行军路上，若有乘坐火车，则把重机枪架在车顶上，随时防备敌机低空袭击。

7月24日，南下服务团各个中队陆续到达江山县后溪街，在这里进行第一次休整。

率领南下干部纵队先期到达新塘边的张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后溪街给南下服务团作了一天的报告。

他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介绍了福建的情况，以及进入新区的各项政策。

他说：“南下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艰险，对革命青年来说，都是一种锻炼和考验。年轻人多吃点苦，多经受磨炼，对你们的成长有好处。”

休整之后，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军。为了保密安全起见，团部决定全团战士一律取下胸章，对外统称“南海部队”，各大队的代号是：一大队为“建瓯大队”，二大队为“福安大队”，三大队为“漳州大队”，四大队为“泉州大队”……张老叮嘱阮文炳：“省委干部队伍准备越过仙霞岭进入福建。这一段路程山高路险，行军任务更为艰巨。仙霞岭上匪特更为猖獗，你们前哨部队要增加兵力。不行，就从江西上饶、铅山绕道走，从武夷山分水关入闽。”

阮文炳谨记张老的叮嘱，率部打前站，一路侦察，一路设防，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8江山县的后溪村有一条小溪，流水潺潺，清澈如镜。

在七月流火的季节，长途行军，累了渴了，见到这清凉的溪水，谁不想下去舒心地泡一泡，洗个澡！

一天，沈芦和中队里几个年纪最小的女战士，去溪里洗澡、洗衣服。洗浴之后一身轻松，双手都捧着一堆湿淋淋的衣服，说说笑笑地一路往回走。

“团长来啦！”有人一声喊，几个小姑娘紧张得不知所措。

此时，张老与团部几位领导向他们迎面走来。

走到近前，张老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好像在审视什么，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一群小战士。忽然，他指了指那几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大号军装的女战士，诙谐地说：“哦，这几个还是儿童团嘛！”

本来，她们还有点拘谨，不敢打招呼，不敢说话，听张老这一说，便哄然大笑，嚷开了：“首长好！首长好！”那银铃般咯咯咯的笑声，洒向小溪，洒向山间！

沈芦后来回忆道：“行军路上这次短短的邂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张老诙谐的一句话，便解除了我们初见首长的那种局促和不安。”

队伍行进到江西的铅山，传来福州解放的捷报，全团欢呼，军心大振！

张老从建瓯给伍洪祥打来电话：“十兵团已继续向闽南进军，闽江以北解放了的城市急需干部接管，服务团应尽快赶到福州。你们把病号、年幼体弱的、走得慢的集中起来派汽车送。不能丢下一个人！”

根据张老的指示，伍洪祥决定把4个大队中年幼体弱的人员和病号，集中起来组成第五大队，由罗铭、马丁（张道时）两人担任大队长和政委，负责带队。

这第五大队被称为“骡马大队”，谁也不愿意参加。对于这一批热情如火的青年学生，谁能甘心成为行动迟缓的落伍者？所以，各个中队的动员工作非常难做。

难归难，为了不影响行军速度，最终还是集中了300多人。

据张道时回忆：“一天，行军途中，伍洪祥副团长坐吉普车来看我们。他询问了一些情况，亲切地交代一些应当注意的事。临走时，他严肃地对我说：‘马丁，不要麻痹，丢一个团员，我要你的脑袋！’我愣住了，实话说，起初我着实想不通，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当晚，我辗转不能入眠，想来想去，想起1939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听同班同学侯政说过，在长征途中，组织上把他从一个军团调出去搞休养连，这里有一批重要的体弱同志和病号。开始，他怕责任太重不想去，后来，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和他谈话，谈得很亲切，临走时却严肃地交代他：侯政，你要是丢下一个人，我就杀你的头！开始他对这句话想不通，后来才逐渐理解它的深刻含意。往事竟是惊人地相似！我终于领悟到，不许丢一个人，这句话渗透着人世间最高尚的情感！因为这‘一个人’是我们这个最高尚的革命集体中骨肉相连的组成部分，没有千千万万的‘一个人’，哪有革命集体的强大的生命力！”

91949年9月，南下服务团全体安全到达福州。

他们从上海出发，走了120天，行经江苏、浙江、江西、福建4个省，全程二千五百里，其中步行八百余里。

全团集中在郊区后屿村进行短期学习整训，等待分配工作。

很快就要分散到全省各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渴望！

临别前夕，张老来给大家作了一次报告。

沈芦在《一次难忘的报告会》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是10月6日，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上午八时，团长准时来到我们的营地。和大家一样，身上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棉布军装，既不像有的首长那样严肃而不苟言笑，也没有在和蔼中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持重。从他的仪态举止之间流露出来的那种从容、温和、幽默、谈谐的气质，使我们这班初进革命队伍的小鬼感到亲切和自然。当然，由于长期经受血与火的锤炼，有时在他身上也散发出一种带有硝烟气息的刚毅和果断。

报告的场所设在一所小学的礼堂里，人多屋小，连窗台上、讲台的台沿以及左右两侧都坐满了人。加上会前、会间充满了《解放区的天》等此起彼伏的歌声，使得礼堂的空间显得更加狭小了。

报告的命题是《为人民服务》。他针对知识青年的思想特点，联系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经历的种种考验，精辟地阐述了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的辩证关系。

我们的团长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史实，阐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任劳任怨的宽广襟怀，深深地感动了大家。他一再勉励我们：在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取舍时，要正确对待；在任何情况下，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依靠谁干革命？群众！既然要依靠群众，不能不关心群众的生死痛痒。当年我们游击队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所以群众冒着危险给我们送粮、送盐、送油、送情报，危难时刻，舍生忘死掩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

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在斗争非常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他和几位同志藏在赤寨村的一眼废弃的炭窑里。这眼炭窑离山上敌人的碉堡只有百来米远。每天早上都能听到出操的敌人在呼叫“活捉张鼎丞”的口号；然而他们却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既不挨饿又不受冻，安然无恙。一个寒冬的夜晚，敌人下山包围了村子，一连杀死好几个人，逼他们交出张鼎丞，但人们宁死不屈。后来敌人又以重金悬赏缉拿张鼎丞，他风趣地说：敌人说我身上带有多少多少钱。其实那时我身上除一只生了锈的怀表，连一分钱也没有！

他的讲话深入浅出，没有高深的理论，但细细琢磨，几乎每一句话都寓哲理于生活之中，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不时引发起全场的热烈掌声与笑声，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

言笑之间，他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白锡包”香烟，点燃一支，边吸边讲。这烟在当年是一种高级的英国烟。这时，会场一角，不知哪个中队的同志给他递上一张小纸条，他展开一看，连连点头称赞：“好，这个意见提得好！”接着，就一字不漏地当众宣读了一遍：“团长同志，您为什么要吸外国烟？你们在打游击的时候难道也吸这种烟吗？”

虽然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供应部门按标准每人4盒分配给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但张鼎丞却认为这个意见的真正涵义，在于提醒大家不可忘记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

他说：“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每个党员的一举一动，都和群众的利益休戚相关，稍不注意，就会脱离群众。我谢谢这位提意见的同志！”

他那郑重恳切的话音刚落，一时屏息静气的会场，立刻爆发起热烈的掌声，似急风，似暴雨，经久不息。

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在那个时候，即便年龄与我们相仿，只要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像我们中队卫生员小刘，我们心中都十分敬佩，更不要说对我们团长这样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前辈。他身居高位，在对待一条在今天看来难免带有几分稚气和偏执的意见时，竟是如此虚怀若谷，怎不使我们倍加敬仰！

10

解放初期，福建省委审查处理了党内两个大案：一个是原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陈华案件”，一个是原闽浙赣省委“城工部案件”。

前者是张老在福建工作期间得到了正确处理。后者是张老调离福建后，在他的关心、指导下也予以平反纠正。

曾鸣、徐益初这两个“南下人”自始至终参与了两案审查工作。

“陈华案件”的起因：从接收的敌特档案中发现，闽西南党内负责人陈华被捕后投敌叛变，写了供述的材料。这一发现，怀疑闽西南地下党极有可能是敌人的“红旗党”。

省委把这一情况报告华东局和党中央，经研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

闽西南地下党的发展历史，张老是熟悉的。1938年，他率新四军二支队离开闽西后，闽西南的党组织仍然坚持斗争，红旗不倒。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情况非常复杂，党的各级组织都受到挫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闽西南地下党说成“红旗党”，这是个重大问题，如果搞错了，必将伤害许多同志的心。处理这个问题，张老非常慎重。

专案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老郑重交代：“一定要贯彻执行延安整风时确定的审干方针，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党的历史证明，过去肃反工作犯错误，往往是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审查时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做结论要根据事实，绝对不能夹杂丝毫的主观因素。在没有弄清问题前，对被审查的人仍应看成是自己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安排好生活，不能歧视、伤害他们。在审查中，要集中力量弄清陈华被敌人释放后究竟与敌人有无联系，有没有执行破坏地下党的计划，这是决定这个地下党组织性质的关键问题……”

在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曾鸣、徐益初等按照张老的指示，带调查组开展广泛而深入地调查，搜集整理了数百万字材料。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最后认定对这个“红旗党”的判断不能成立！

总结时，张老语重心长地说：“审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问题搞清楚，不能认为查出敌人越多成绩就越大。你们把这么多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了，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1954年，张老正式离开福建，先到中央组织部、后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对福建“城工部案件”的审查他始终关心。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让死者瞑目，幸存者释怀！

11

厦门，是打开福建对外交往的一扇门户。

张老经常到厦门视察，看望在厦门工作的“南下人”。

一次，在鼓浪屿的一个招待所里，张老找来几个“小战友”座谈。

听说，有人不太安心在厦门工作。张老问：“为什么？”

“小战友”七嘴八舌：有说“厦门不如大上海”，有说“厦门是前线，天天听到的是隆隆的炮声”，有说“想再去上大学”，有说“想家呗！”……

张老思忖着，年轻人思想活跃，各有各的理由。怎样才能解开这些思想“活结”呢？再说大道理，怕不爱听；既是座谈，不妨随意些，同大家交交心：

“你们知道当时省委怎么考虑把你们放在厦门吗？你们也许不知道。”张老点燃一支烟，慢慢地说开来。“把你们分配到厦门来，省委经过讨论，作了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对福建干部的安排非常重视，华东局认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干部配备要强。福建是海防前线，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随时准备反攻，进进退退，斗争非常激烈，还可能有反复。厦门是侨区，是东南亚华侨最多的一个地方，厦门的一举一动，关乎全国，关乎海内外。再一个，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必须在闽南地区培训出一批得力的干部来。所以干部配备也要强，不仅政治上要可靠，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一定的政策水平。上海，福建，是我们华东局组织部重点配备干部的地方。但是，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非常快，干部严重不足。你们是上海青年学生运动的骨十，政治觉悟高，有知识，有能力，华东局决定从青年学生中选拔人才，进军福建。省委又把你们从南下服务团中选拔出来，分配来厦门工作。可以想想，你们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张老吸了几口烟，缓缓地吐出气。停了一阵，他又接着说：“厦门比上海小，是事实，是现状。上海也不是一下子就那么大，也是经过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厦门虽然小，但是可以建设，可以发展，将来也会像上海那样漂亮！厦门是海防前线，天天听到炮声是正常的，没什么可怕，常听就习惯了。你们不是要当守卫海防的英雄战士吗？炮声就是对你们的考验！想上大学，想回家看望父母亲，这都合情合理，有的是机会呀！现在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到来，那时候，就怕你们的知识不够用了……”

张老的一席话，让“小战友”如醍醐灌顶，顿然开悟。

12

1956年8月，张老的夫人路凯逝世。

在路凯同志的灵前，安放着一个花圈。花圈左边的白色飘带上写着“鼎丞率子女敬献”，子女的名字中有一个“兰沁”。

张老的子女中没有叫“兰沁”的。这个“兰沁”是谁？何以成为张老的子女？

“南下人”安毅揭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1952年9月，张老调任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初，“高饶事件”发生，定性为“反党联盟”，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夫妇同时接受隔离审查。

此时，他们的女儿兰沁正好从法国回来。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年仅10岁，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可一回来就面临一场家庭变故。

张老不忍心看到一个孩子受到无辜牵连，便和粟裕、安子文商议：暂时不把她父母的事告诉她。

但怎么安置她呢？粟裕提出：“把兰沁寄养在我家里吧。”

“不，你家那个囡还小，兰沁去了没有伴玩。”张老说。“还是放在我家好，我家的九九（延忠）跟她差不多大，可以作伴玩”。

张老把兰沁接到家里住下，看作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她。

兰沁在张老家一住3年，直至张老夫人路凯去世，粟裕才把兰沁接到他家去。

当时，张老与粟裕，敢冒政治风险，争相抚育饶漱石的女儿兰沁，此心此情，感天动地！

13

鲁坚，张老的秘书。安毅，鲁坚的夫人。

鲁坚和安毅，跟随张老30年，并且同住一个大院。

安毅说：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张老是第一个简化丧葬仪式的。他生前一再嘱咐：死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火化后不留骨灰。所以他的遗体火化前只有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少数至亲好友到八宝山殡仪馆为他送行。

安毅记得：“张老的遗体安放在一部车子上，身上覆盖着党旗。鲁坚的神情是那样的悲戚肃穆，一个从十九岁到四十九岁和张老一起工作了三十年的人，他们俩之间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父子还亲。现在老人走了，两鬓开始染霜的中年人带领警卫员和工人分站在车子的四角，在夜幕降临的灰蒙蒙的大地上推着车子走了过来。初冬的风，略带寒意，不时卷起旗子的一角，多么凝重的时刻啊！慢慢地慢慢地车子从我们面前走过，推进火化车间。啊！我们敬爱的老首长张老他走了，作为肉体，正在被烈焰烧成灰粉，他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但作为精神，他是不朽的！”

张老走了，在“文革”的动乱中走了。

这位闽西的“土地公”，福建人民心中最好的省委书记，“南下人”心中最可亲可敬的老团长，留给我们没有什么惊人的豪言壮语，只有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一句话：“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南下人”，都愿以他为榜样，做一个像张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