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如何解决新加坡“剩女”问题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

“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入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负笈海外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我把这些数据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政府出面做“红娘”

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五十，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家长们的恐慌。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