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十八大后不收手”的两大原因

中央纪委近日通报，科技部高新司原副司长胡世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据媒体统计，迄今全国已有11名“十八大后不收手”的官员被查处，包括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等。

这11名被查处的官员，级别从副厅级到正部级不等，涉嫌违纪违法的事实各有不同，但在中纪委的通报中，都有“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表述，这是他们区别于十八大以来其他被查处官员的一个显著特征。“十八大后不收手”的含义不难理解，是指一些官员在十八大前已有违纪违法行为（可称“腐败存量”），十八大后仍未有起码的畏惧之心，继续大搞腐败交易（可称“腐败增量”）。“十八大后不收手”虽不是一个正式的罪名，但中纪委查处违纪违法官员的正式通报明确使用这一说法，显然有着特定的意味和深远的考虑。

去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后四次主持会议，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首次指明反腐工作重点查处对象，即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听取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强调，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员领导干部，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手，为所欲为、自鸣得意的，还有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进一步提拔重用的年轻干部等干部问题线索，要重点查处。

去年10月，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谁在这样的形势下仍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为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今年2月13日，中纪委通报开除武长顺、隋凤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秦玉海三人党籍和公职，首次提到他们“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十八大后不收手”作为一种贪官的典型，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

武长顺们之所以在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他们以为十八大后中央高举反腐大旗，不过是装装样子、喊喊口号，简单查处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官后，反腐败很快就会鸣金收兵。他们自恃在官场经营多年，人脉广阔，背景深厚，以为反腐败力度再大、涉及再众，也不可能反到他们头上。另一个是，他们凭着之前违纪违法的“经验”，看到目前体制、制度上仍存在不少漏洞，认为只要招权纳贿中饱私囊时做得足够谨慎巧妙，就不会露出蛛丝马迹，不会撞在反腐败的枪口上。基于上述原因，武长顺们错误判断了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错误地以为反腐败与他们无关，于是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他们注定了要为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

十八大以来，中央惩治腐败决心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反腐败动真格、出重拳成效之大也是前所未有。但武长顺们对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的巨大威慑熟视无睹，对中央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权威和声势几乎全无感觉，在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这种盲目糊涂、麻木不仁的错误认识和“我行我素”、“自鸣得意”的狂悖态度，是党和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是必须要重点查处依法严惩的。

以前有个说法叫“顶风作案”，是说有人顶着打击某一领域或类型违法犯罪的“风”继续作奸犯科。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这一阵“风”过去后，对某一领域或类型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就会降下来，那个时候再有人作奸犯科，就不属于“顶风作案”，查处起来就可能轻一些。现在对武长顺们不再称之为“顶风作案”，而特别突出他们“十八大后不收手”这一特点，就是要向所有官员和全社会表明，当前反腐败斗争绝不是来得快也去得快的一阵“风”，也不会是特定时间内搞的一两次专项行动，而是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习近平语)。武长顺们以为反腐败会有“例外”，以为反腐风暴持续一段时间后会见好就收，这种指望注定是要落空的。

中纪委把“十八大后不收手”的贪官一个个拎出来，严正指出他们这种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要高调宣示十八大后中央强力反腐的权威和成效，以彻底打消腐败分子的侥幸迷信和嚣张气焰。只有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治病树、拔烂树，坚决清除腐败存量，最大限度遏制腐败增量，才能不断巩固治标成果，不断加大治本力度，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