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谈“身后事”：确保当我离开时 制度还是好的

原标题：廉洁新加坡如何缔造？

对财富异常官员有罪推定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李光耀谈“身后事”

新加坡天生与贪腐绝缘吗？NO。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实现独立，李光耀担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加坡是这样的：“我们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曾经为了人民而战的自由战士正在掠夺人民的财富，社会在倒退。”

所以，李光耀当即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预算的每一块钱花得有理有据。数年后，新加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几十年后，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那么，李光耀是怎么做到的？

第1招

斩断腐败基因

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长期殖民和腐败风气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以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警察系统为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

究其根源，新加坡当时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斩断殖民时期传下的腐败基因，李光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第2招

磨快两把尖刀

在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快速磨快了两把“刀”，一是完善和强化法律，二是调整贪污调查局的定位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要斩断腐败基因，李光耀首先对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使其不仅有名有实，而且达到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之巅，这个机构就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贪污调查局1952年成立，其成立初衷是调查新加坡的一些腐败行为。但直至1959年英国人离开新加坡，这个机构几乎无所作为。李光耀分析，原因有两个，一是贪污调查局没有必要资源，二是缺乏法律授予的权力。

所以，在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快速磨快了两把“刀”，一是完善和强化法律，二是调整贪污调查局的定位。

李光耀于是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而且，李光耀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属于其监察对象。贪污调查局权力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获取财产情报权和不明财产检查权。

另外，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新加坡高级外交官韦尔盖塞·马修斯这样解释这项条款：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每个月挣500新元，但你自己开着宝马5系，你的妻子开着奔驰，你俩还拥有一座500万新元的宅子，你就得解释一下，你是不是有个叔叔是大佬，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说不清楚财产的来源，抄没是肯定的，另外你还得面对法律的严惩。

第3招

设立自查机制

李光耀给贪污调查局设立了一套最高标准的自查机制，可以自上而下查，可以平行互查，也可以自下而上查

李光耀深知，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刀不出鞘，不仅拿不了人，自己也会生锈。在独立之初，李光耀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在会议时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作出“自清”的表率。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从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入手，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

再如，作为一个有最大调查权的机构，贪污调查局本身也有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于是，李光耀给贪污调查局设立了一套最高标准的自查机制，可以自上而下查，可以平行互查，也可以自下而上查。而且，贪污调查局出现任何问题，由局长担责。

2013年，因贪污调查局助理司长杨少雄涉嫌侵吞公款，调查局局长陈宗宪被撤职，理由是管理疏失。

用高压手段和最高标准管理贪污调查局，目的是为了维持民众对贪污调查局的信任。

第4招

左法律右政策

李光耀认为，用高薪的方式遏制政府官员腐败是一种“市场模式的行为策略”

李光耀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严明法律打击腐败，使得腐败在新加坡官员眼中从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职务行为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犯罪行为。

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一系列政策，用高薪养廉，用奖励清廉。

李光耀认为，用高薪的方式遏制政府官员腐败是一种“市场模式的行为策略”，“可以形成一种诚信、开放、可控、可操作的体系，取代可滋生腐败和欺诈的官僚伪善风气”。

李光耀1989年和1994年对公务员薪资进行大幅度上调。1990年时，新加坡五级文员的月薪达到30091美元，而同年美国联邦政府中最高一级的GS-18文员月薪只有7224美元，相差4倍多。

高薪伴随着严管。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能收取利息；向别人借钱时，不得以自己职务为名，做各种交易；官员收受的礼品也要一律上交，若要留作纪念，可由专人估价后自己出钱买下；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准直接或间接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的子女借父母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

第5招

倾家荡产身败名裂

新加坡反腐的矛头，不仅指向“大老虎”，也对准“小苍蝇”，而且判罚同样严厉

新加坡反腐的矛头，不仅指向“大老虎”，也对准“小苍蝇”，而且判罚同样严厉，目的是从“小事”切断“不干不净的手”。

新加坡对贪污罪最高判罚是10万新元罚金外加5年监禁，看似并不严厉，但真正严厉的是判罚的门槛很低，即便贪污100新元，也是同样下场。

此外，新加坡对国家蛀虫，不仅要让他们倾家荡产，还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李光耀曾用“面子问题”诠释1986年的郑章远之死。郑章远是李光耀年轻时一起与他打天下的弟兄，在内阁中，李光耀提拔他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1986年，贪污调查局怀疑郑章远在1981年和1982年分别用批地权从房地产开发商处捞取好处，总计达100万新元。

郑章远在接受调查时先是全盘否认，随后称愿意上交80万新元以求免于起诉，但遭到贪污调查局的拒绝。就在案件调查僵持时，郑章远托人给李光耀带话，要求见李光耀一面，李光耀回复他说：“在调查结束前我不能见你，否则我将变成证人之一。”一周后，也就是同年12月15日，李光耀的保安员告诉李光耀，郑章远服安眠药自杀。

李光耀后来在一次群众讲话中剖析，并非自己逼死了郑章远，而是严厉的反腐手段让他脸面尽失，丢了脸面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郑章远宁可结束生命，不愿面对耻辱……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新加坡，他们太没面子了”。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