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与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故事

作为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李光耀享誉国际政坛。基辛格在论及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时写道：“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不相称的现象是，某些领导人的突出能力和他们所在国家的有限力量存在着差距。基辛格的老板尼克松也同样赞叹到：“假如李光耀生活在另一时代和另一个地方，他可能获得诸如丘吉尔、迪斯累里或者格莱斯顿那样的世界声望……像李光耀这么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对世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的确，对于新加坡的发展来说，李光耀可谓功不可没。生存在东南亚这个波诡云谲的地缘要冲中，新加坡这个“小红点”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都对新加坡虎视眈眈；同时，新加坡内部从一开始就蕴藏着种族冲突的种子，稍有不慎，种族冲突一触即发，因此新加坡自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如今新加坡作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频频荣登世界最具竞争力国家之前列，李光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作为新加坡竞争力核心之一的“金融中心地位”自然少不了李光耀的功劳。正如撒切尔赞许到：“李光耀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一向珍惜李光耀的意见、经验和友谊。新加坡能够从一个小岛国变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这应归功于李光耀的卓越领导和远见。”同样，也正如李光耀自己所言：“……如果我成功，下一个总理将继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如果对经济伦理和金融实践没有健全的基础，他没有资格策划政府的政策。”在我看来，李光耀在新加坡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建树主要有以下三点：想象力与执行力、谨慎而又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以及铁腕护廉洁的政治意志。 

想象力与执行力

李光耀在其经济腾飞路的回忆录写到：“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它主要的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我看来，其发生来源于一种高超想象力与执行力的融合。 

尼克松曾经在《领导者》一书中阐述到：“一个领袖光知道该做什么还不够，他必须也能够去做该做的事。想当领袖的人如果没有作出正确决策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他就因为缺乏想象力而失败。光知道该做什么但又做不到的领袖会因无能而失败。伟大的领袖既需要想象力，又需要有能力完成该做的事。”新加坡能够成为今天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伴有一种偶然的成分，而这种偶然来源于一种独特的想象力。然而，这种想象力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纯粹的天马行空，纸上谈兵，其可行性基础来源于新加坡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可以说，新加坡的世界金融中心之路就是一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一种想象力与执行力的融合。 

何谓偶然性？李光耀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阐述的那段历史就是偶然性的最好注脚。在这个故事里，温斯敏博士（新加坡当时的经济顾问）对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范伊厄宁阐述新加坡的雄心——要在十年内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而范伊厄宁却认为新加坡不需要十年，只需要五年就可以发展起来。范伊厄宁建议到，如果将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温斯敏高超的想象力获得了李光耀的大力支持，在克服重重困难之下，李光耀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进行此项计划。 

然而，正如李光耀自己坦言，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国外银行家对于新加坡能否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工作与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怀有疑心，同时对新加坡货币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银行业的能力信心寥寥。而新加坡如何让这些银行家放心，来源于新加坡的独特地缘政治经济优势，而这些优势乃是新加坡构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必然性来源！ 

新加坡这个小国地处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在斯坦福莱佛士时代就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贸易与物流中心，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枢纽之一。而发达的商贸与物流使得大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了可能，也催生了一个安全与稳定的金融中介的需求。诚然，单凭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并不足以让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马来西亚与印尼也可能充当这个角色。而为什么银行家愿意选择新加坡，除了依托新加坡独特的地缘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经济优势。李光耀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总结到：“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或许，当这些优势组合成一体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抑或印尼相比，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谨慎和与时俱进的特质

尼克松曾经论述到：“领袖人物一定要能够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他们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李光耀无疑具有这样的能力，在构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李光耀在保持谨慎的同时懂得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潮流。谨慎源于金融监管与生俱来的脆弱性；而与时俱进，在于李光耀所拥有的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能力。李光耀在“金融中心的故事”的记录就是李这一特性的深刻写照。 

故事起源于一个评论者的话，这位评论者认为：“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准就不可以做”。实际上，这是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历来的谨慎作风。这股谨慎作风使得新加坡渡过了多次危机，但是谨慎与保守似乎只有一线之差，此种谨慎作法也导致了新加坡金融发展陷入种种束缚之中，无法再得到质的突破。于是，在1990年，谨慎的李光耀重新检讨了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政策；到了1992年，李光耀参加了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同众多银行精英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尔后，李光耀得出了一个结论：新加坡跟他们比起来，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也正是这一年，擅长与时俱进的李光耀对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发生了改变。1994年，李光耀召集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探讨新加坡的金融改革。在这些会议之后，李光耀感悟到，太多的国民储蓄存放在公积金户头，法定机构以及与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把存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很保守。于是，敏锐的李光耀认识到引进国际基金管理公司的路径。1994年之后，李光耀向新加坡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表达其对新加坡金融发展的忧虑。但是出乎李光耀意料的是，这些银行的高管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环球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是多么的危险。他们依旧要求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不让外资银行在新加坡增设分行。与时俱进的李光耀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1997年，李光耀果断的要求政府持股的新加坡发展银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推动改革。1998年，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担任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李显龙对金融管理局进行了改组，调整了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批准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的分行和自动提款机，开放国内银行业，而这恰恰是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前任主席高胜铭所回避的改革措施。同时，监管局还撤销了对外国投资者在新加坡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成立银行提名委员会，监管局的这些举措无疑适应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赋予了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权力，而这无疑推动了新加坡的金融发展更上一层楼。李光耀谨慎而又与时俱进的作风促进了新加坡金融业的健康与稳定发展，如果没有李光耀的这一助力，新加坡金融改革之途不会如此顺利，而新加坡金融之舟或许也会在暗礁的撞击下沉默大海。正如李光耀自己阐述到：“……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两次金融风暴得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以做‘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审慎的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了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铁碗护廉洁的政治意志

纵观新加坡的金融发展历程，不难看到，新加坡的廉洁政府体制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李光耀在总结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功业时谈到：“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制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的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新加坡却是学者们公认的东方最廉洁的国家。1996年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调查机构发表的题为“1996年世界各国贪污观察指数”的调查报告，新加坡被德国商人认为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度。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的政治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统治程度。”如果摆脱新加坡的政治形式，而将目光聚焦在新加坡政府的有效统治程度上，新加坡式的廉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在这个华人占主体的社会里，新加坡式的“廉洁好政府”更是至关重要。 

不可否认，廉洁高效的政府推动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不断飞跃。客观而言，此种廉洁来源于李光耀的政治理念，来源于李光耀的铁碗政治意志。在李光耀看来：“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记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不可否认，新加坡式的高薪养廉对构建一个廉洁的政府机制功不可没，但李光耀对“廉洁”的政治癖好同样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廉洁成为了新加坡独特的政治文化之一。 

在新加坡的金融发展历程中，李光耀铁碗护廉洁的政治意志历历在目。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李光耀向我们展示了他本人及政府如何在“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违规操作风波”中保持廉洁作风，斗胆揭穿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的阴谋，维护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名誉。更重要的是，李光耀铁碗护廉洁的政治意志使新加坡免于遭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蹂躏。在西方许多观察家看来，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亚洲的贪污、裙带风和朋党主义。然而李光耀认为：“那些具备透明体系来侦察和防止人们滥用职权与徇私舞弊的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香港，这种徇私舞弊的现象根本非常罕见。新加坡没有因贪污或者朋党主义而扭曲了资源的分配，所以我们能够更好的应付危机。同样的，我们的公务员扮演的是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市场参与者。”新加坡式的廉洁政府体制使得新加坡避免步入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歧途中。 

客观而言，新加坡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人民行动党、新加坡式的廉洁政府体制、新加坡的人才培养机制还是新加坡的法制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然而深入分析，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与李光耀息息相关。有了李光耀，新加坡构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了可能，而如果缺少李光耀，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梦恐怕只是过眼云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