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即吾命：揭秘李光耀反共原因

导语：李光耀病危了，这大约是2015年开年以来最大的政治新闻。于是乎有关李光耀反共、亲华、新加坡治理儒家化的话题又一次在互联网上泛滥，一时间众说纷纭。那么，李光耀为何反共？李光耀为何在亲近大陆的同时又在国际上号召东南亚各国警惕大陆？李光耀以及新加坡政府究竟是西化还是儒家化？兰台经过仔细梳理，将为凤凰网的网友一一解答。

李光耀 资料图

李光耀与共产党：靠共产党发迹发迹后镇压共产党

李光耀是个反共者，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开讲话中从不讳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为了抵制东南亚共产党的“颠覆渗透”，他曾长期和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台湾蒋氏父子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也曾“直谏”邓小平，劝说其放弃对南洋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支持”。他对越南的态度前后变化迥异，当初的“冷”是抵御“共产势力扩张”的需要，后来的“热”，则有配合美国，在越南推动和平演变的意图。直到近年，他仍然不改反共本色，并将之作为劝说美国介入东南亚，游说南洋各国“警惕中国野心”的重要论据之一。

以“反共需要”为名，新加坡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左翼组织遭到长期压制。曾是殖民时代新加坡群众基础最广泛团体之一的社会主义阵线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著名左翼领袖林清祥被逮捕关押和放逐多年，其他左翼领袖（如谢太宝）甚至有被关押近30年之久的。直到1987年，新加坡还曾以“反共产主义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而这起名噪一时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至今也没个定论。

然而这位“反共专家”却有一段无法磨灭的“联共史”：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他的“啤酒精英”团体就曾正式和左翼工会结盟，共同争取海峡殖民地的自治权。这是因为李光耀发现，传统的精英社团无法争取新加坡基层，尤其华裔基层民众的支持。如今带有反共色彩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却有浓厚的左翼色彩。1957年李光耀曾和左翼发生冲突，这一冲突随着当时殖民当局负责人林有福镇压“共产主义者”并逮捕林清祥、德万奈尔而暂告平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两天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组阁，随即便释放了2人，直到1961年李光耀和党内左翼势力“大决裂”，这段“联共史”才告一段落。

对于这段新加坡自治早期政治史，李光耀始终闪烁其辞，“断代为史”，真实的一面恐怕只能留待后人梳理。但不难看出，他与左翼团体当初的联合，是出于时势的需要，他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左翼的基层人气和组织体系，而社会主义团体需要借他们这个精英组织的“壳”，以规避马来亚共产党始终得不到合法地位这一大难题。

但这毕竟是权宜的政治联姻，骨子里反共的李光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独立之初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51个议席中的43个，但基层组织却是左翼的天下，51个分部中的35个、23个秘书处中的19个控制在左翼手中，议会中右翼比左翼也只多出1席（26:25）。这种“精英搭台，左翼分子唱戏”的局面，李光耀是无法容忍的，宁可选择和马来亚合并，也要肃清左翼势力，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李光耀的“反共”更多出于本位利益考量，而较少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他联马、联美，反的只是本土、紧邻，或在他看来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共”，至于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则无关痛痒。正因如此，冷战后期的他并未参加里根-布什的“反铁幕大合唱”（苏、东之“共”与自己关系不大），当红色中国表明其不染指东南亚、不输出革命姿态后，他也并未参加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公开为之卫护。

李光耀本人曾为自己这种看似有些功利主义的“不彻底反共”辩解，称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毕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仍是正统政治思潮之一），而只是反对“列宁主义的集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并将之作为其长期迫害新加坡左翼政治人物的辩护词。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他本人被欧美和自由派人士所诟病的，恰是“集权”的一面。从这一点上看，李光耀似乎和自己昔日的盟友、后来的政敌并无太多差异—要说差异，大约不过是他们都喜欢自己集权，憎恶对手集权罢了。①

李光耀的亲华与反华：曾公开表示希望台海两岸永不统一

新加坡是世界上华裔占人口比例数最多的国家。新加坡华裔大多与中国大陆有亲缘关系，乡土意识极浓，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中文是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教文化在新加坡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和现代化进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两国的价值观上多有相通之处。

但新加坡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东盟和美国优先，与中国适当拉开距离，有时还要刻意做些让中国不高兴的举动给他国看。例如新加坡领导人多次公开告诫外国投资者“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力避给他国留下“中国代言人”的印象，在涉华问题上强调照顾东盟的整体利益。为凸显自身的自主性，新加坡领导人注重自身特性、民族认同和主权平等，自认是华族而绝非中国人，对中国评价和交往时经常采取谨慎的、甚至反常的态度，对中华文化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

新加坡对中国表现的“不够亲”，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其一，新加坡作为华裔为主的国家，处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大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之间，与两国关系十分微妙。出于对自身特殊的安全环境的考虑，新加坡尽量避免因注重发展与华关系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和猜忌，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亚洲的“第二个台湾”。其二，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又担心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在亚洲地区可以为所欲为后，会给自身和东南亚国家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威胁。因此，有意将美国拉入牵制中国，重视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平衡作用。②

李光耀深知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容易令人动感情的国家统一象征问题。他们（指中国）已向美国、日本和台湾发出信号他们准备战斗。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明白这样做对他们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在演戏，这是真的。”所以他的政府虽然保持与台湾的实际往来，在形式上却很谨慎。1967年台湾与新加坡商谈军事帮助时提出以新加坡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作为条件，遭到拒绝，台湾方面只好让步；1969年台湾设立驻新加坡商务代办处时，双方达成协议，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1971年新加坡在联大投票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认为，正是因为新加坡在外交上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当中国在东南亚战略问题上与新加坡共谋利益时，才会对新台的军事关系采取默认态度：1975年拉惹勒南访华时，告诉乔冠华外长，新加坡因国家狭小，将送士兵去台湾受训，乔冠华没有反对，“乔先生立即暗示他己经注意到我说的话”。

但是由于与台湾的关系切乎新加坡的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所以新加坡希望保持这种关系。新加坡在准备与中国建交时一再强调新中建交不会影响到新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只是在交往形式上会有些变化，新加坡的“中国政策”是“和台湾及中国大陆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李光耀甚至公开表示，希望海峡两岸“一切维持原有的状况。台湾维持演习前的原状，实际上（事实上）台湾与中国分离。这对新加坡来说是有利的，是好处成倍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