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关系恶化 北京改弦更张

战略规划能力有待提昇,否则,又岂能在直面国际军事危机时应付裕如呢?同时,这一现象也映射出一个事实:若论军事威慑,军事大国同军事强国之间,毕竟相去远甚。

上周五(13日)下午四点半,缅甸军机炸弹落入中方境内,造成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大水桑树村正在甘蔗地作业的无辜平民5死8伤。据称这是缅甸军机第四次窜入中国境内,第叁次在中国境内投弹。

当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紧急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硬要求“缅方彻查此事件并向中方通报结果”,严惩肇事者,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并杜绝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稍早,3月8日,缅甸空军误炸云南时造成一处民房受损。几天后,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中方才承认有误炸事件。对照一下,可见当前中国反应紧急升级了。

14日下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就缅军机炸弹造成中方人员伤亡紧急通话时指出,缅方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严惩肇事者,向死伤者家属道歉并赔偿,向中方作出交待。缅军绝不能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否则,中国军队将採取坚决果断措施。敏昂莱则表示,缅方理解中方感受,将尽快派人与中方一起进行认真调查,妥善解决问题,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笔者梳理新闻报导以后,觉得若干疑点亟待澄清,一些认识也有助于战略性的启发。兹提出如下,与方家商榷:

其一,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上校14日表示,中国空军常年保持高度戒备,严密监视空中动态,近一时期重点加强了中缅边境地区空情监控。此处申上校可能比拟不伦。因为既然中国空军“常年保持高度戒备”,缅甸军机自然不可能数日内叁次窜入中国境内乱扔炸弹。

缅甸空军战机在亚洲属于落后的机型,不少还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早期产品。此等落后军机尚且可以接连窜入中国境内投弹,进出自如。假如中国军方称为“强敌”之国在大空域实施强悍的电子战的同时,其新锐隐形战机分批进入中国境内,岂不如入无人之境了吗?

 其二,对于造成中国平民5死8伤的塬因,中国政府、军方指称係“缅甸军机炸弹落入中方境内”所致。蹊跷之处在于,中国官方声明并没有指控缅甸军机侵犯中国领空,只是含煳其辞地指出,“缅甸军机炸弹落入中方境内”。问题恰恰由此引出。

当今一些国家装备了防区外攻击武器系统,在敌国境外即可向敌方目标发动远距离攻击。例如美、欧联合发展了钻石背滑翔组件,採用可折叠菱形联翼的弹翼套件附加在JDAM炸弹上。中国研製了“雷石”-6增程型GPS/惯性制导无动力滑翔炸弹,亦具有类似功能。

须知缅甸空军并未装备防区外攻击武器系统,其军机只有在进入中国境内的情况下,才能投下航弹。假如缅甸空军战机屡次闯入中国乱扔炸弹,其飞行轨迹必定被中国雷达锁定并被其他侦照器材录下,所谓铁证如山。况且,论威力大小、衝击波强弱和弹坑形状,炸弹均迥异于炮弹,不难判断。

倘若缅甸战机多次闯入中国,中方却至今证据付之阙如,则缅甸战机是否在这个时间段闯入了中国,还有待于查实验证。假如缅甸战机多次闯入中国,中方由于技术手段欠缺,未能及时查实,则说明中国空军并未常年“保持高度戒备”,监视空中动态也谈不上“严密”。

其叁,前空军副司令林虎撰文称,从1954年到1968年,中国总共击落入侵敌机141架(含无人机)。论装备和战力,当年中国远不如今日,却需要直面世界军事强国及其盟友的挑战,尚且有此战绩。如今中国依然需要与世界军事强国周旋,毕竟属于隐患而已,却在应对弱小的邻国的挑战时,顾此失彼,耐人寻味。

概言之,战略规划能力有待提昇,否则,又岂能在直面国际军事危机时应付裕如呢?同时,这一现象也映射出一个事实:若论军事威慑,军事大国同军事强国之间,毕竟相去远甚。

其四,近日中国加强中缅边境地区空情监控,并进驻地空导弹部队,陆军进驻自不待说。假如北京稍早在这个方向加强军事威慑的作用,则不但云南民众不会5死8伤,此次中缅关係也不致趋于紧张,所谓“无声胜于有声”,亦即达到了“防患未然”的功效。如今政府、军委连续发表声明,措辞之强硬,不啻最后通牒,却为时过晚,属于亡羊补牢之举。

 其五,战略规划贵在前瞻性。过去北京对缅甸方向掉以轻心,招致了今日处于被动局面的后果。

1960年军委定下了新战略方针“北顶南放”,亦即北起鸭绿江南至浙江象山港,对登陆的敌军要坚决顶住;北起浙江象山港南至广西北部湾,对登陆的敌军要诱敌深入。“北顶”是出于保卫北京的需要,必须堵住敌军在北方大平塬上长驱直入;“南放”是出于南方多山区的考量,解放军可以在纵深地域组织梯次防御阵线,并进行战役机动。

1964年,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对付四面八方”,準备在多个战略方向对付可能入侵之敌,说是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毛岂有不清楚“处处戒备”,没有突出重点,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

当时美国日益介入越南战争,南疆烽火连天,北京同莫斯科的纷争却局限于“打笔墨官司”的阶段。毛泽东清楚,眼前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会接受为什么要把苏联列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猜测,所以不便说明白。他的意图是通过“吹风”促使其他领导人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

不论如何,毛泽东强调对于次要的战略方向也不能放鬆警惕的观点,在今日中缅关係上得到了验证。

作者

薛理泰

凤凰网薛理泰的专栏《薛理泰纵论春秋》现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FSI-CISAC)研究员。在该中心任职期间,先后与该中心主任约翰·刘易斯教授(Prof. John Lewis)合著了四本专著,并在国际知名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著作。还在明报、信报、联合早报、香港苹果日报、台湾苹果日报发表多篇文章,是专攻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专栏作家。近年主要研究课题是东北亚安全格局,东北亚军事均势以及世界和地区性核态势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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