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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


来源:联合早报

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四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尽管三中和四中全会决议,没有过多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但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法治建设更具实质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资料图
 
  中共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共三中和四中全会通过两个重要改革决议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四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尽管三中和四中全会决议,没有过多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但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法治建设更具实质性。
 
  法治是任何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制度。现在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三中和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改革和发展顶层设计,主要是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也到位,到本世纪中叶,就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这也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对未来中国的期待。
 
  不过,在这个并不短的进程中,中国不能犯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那样的重大错误。尽管执政党已经吸取了历史教训,但重复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正因为如此,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能再犯“颠覆性错误”了。
 
  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发表一个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又再次强调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的确,如果出现颠覆性错误,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之东流。因此,“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人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具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否则不但无法主动去避免颠覆性错误,而且任何颠覆性错误一旦发生,便会束手无策,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执政党自身的错误
 
  首先的问题是如何定义颠覆性错误。尽管造成和引起颠覆性错误的因素有很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在中国目前的总体政治环境中,颠覆性错误至少可以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这些政策还没有能够转化为制度。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制度约束着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行为,各种制度之间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当然,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制订的有效性也经常成为问题,因为制度之间的互相制约性过高,往往难以高效决策。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性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决策的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第二,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容易改革的已经做了,剩下的改革举步维艰;同时,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阻止和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类似的局面在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常态。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例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就是因为长期缺失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发展后,数十年没有实质性变化。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一些已经进入高收入的社会,也面临类似的发展瓶颈。例如,日本在上世纪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尽管政府也不时试图改革,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反映了人们对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担忧。
 
  第三,改革和发展出现倒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为数不少的人开始把这些问题,视为是邓小平以来中国改革方向出了错误的产物,即认为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这一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是方向性错误的产物,就要改变方向。如果这种改变方向的努力成功了,改革和发展势必倒退。“倒退”还有“不进则退”的意味,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当然,如果出现重大危机(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起),也会导致倒退。例如中国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导致内外环境的恶化,改革和发展就出现数年的倒退。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印尼苏哈多政府的倒台,印尼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使得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第四,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各类的“颜色革命”不断发生就是很好的说明。任何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旧的制度解体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会导致人们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种集体行为,往往最后演变成社会运动和革命。此外,一些转型社会因为政府政策不当,往往出现深度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从而造成革命。在那些具有多民族的国家,这种风险更是巨大,结果是国家分裂。
 
  第五,由国家不当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恶化,导致上述诸种内部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当导致其外交环境的恶化,而外部外交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内部政治社会的稳定。作为大国,今天中国的内部政策和外交很难分离开来,任何内部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外部国际环境。如果这种影响对其他国家是负面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和反弹。如果这些反弹是针对中国内部的,便会对中国内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促使国内不同社会力量的分化,一些社会力量表现为针对外国的民族主义,也会有社会力量针对国内政府。

  宏观层面才是导火线
 
  这些类别的颠覆性错误,大多发生在宏观层面。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进行改革,犯一些小错误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层面,即使发生了一些小错误,也很难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只有在宏观层面出现了问题,才可以触发颠覆性错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近来所发生的变化,如下十个内部领域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包括:
 
  一、意识形态的回归
 
  二、党权和政府权力的严重失衡
 
  三、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不同利益难以调和
 
  四、反腐败始终处于运动过程中,有效制度得不到确立
 
  五、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六、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七、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八、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九、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
 
  十、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这些领域主要关乎执政党及其政府,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执政党的建设。中共是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来设计和推动改革。在这个层面,应当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历来就是中共的两根主柱。这两个主柱,无论哪一个出现问题,执政党这座“大厦”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再者,反腐败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第二,改革必须通过政策来实现,因此必须关切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顺利有效执行下去。在政策执行方面,官僚体系的作为成为关键。如果官僚体系在政策执行方面“不作为”,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抵制,同样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第三,改革的好处能否惠及整个社会。这里涉及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关切的是中国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潮甚至革命运动。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革命,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仍然面临这种可能性。
 
  正因为存在着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人们必须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才能预先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具有犯颠覆性错误可能性的领域,也正是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这表明这些领域也是中国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领域。实际上,这些领域也是中国的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口的领域。

[责任编辑:孔德继]

标签:改革 十八大 习近平 意识形态 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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