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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外,文学史还有更重要的事


来源:光明日报

这套书大概还可以引发我们思考文学何为、学术何为的问题。意识形态之外,文学史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且看看杜道生回忆罗庸:“他讲杜甫时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杜甫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1300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这样的上课比电影还要惟妙惟肖。”

原标题:文学之外,文学史还有更重要的事

读者比较熟知的几套文学史,大约有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编著195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著1962年出版的,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编著1963年出版的,三种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以上几种,基本上遵循“社会背景+作者简介+故事梗概+思想意义+艺术特色+阶级批判或后世影响”的模式。所以,20世纪末叶涌起一股重写文学史的小风潮。事过多年,真正站得住脚的文学史,尤其是文学通史还是很难得。新编文学史是否成功,肯定与重新挖掘既往的文学通史的宽度和深度息息相关。这样,北京出版社“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的出版,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首先,作者是那个时代的一时之选。闻一多(1899-1946),湖北省黄冈人,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7月,赴美国专攻美术。1925年5月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32年秋,回到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罗庸(1900—1950),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后人,生于北京。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1924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32年起,回北京大学任教,在国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曾接替罗常培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陪。浦江清(1904—1957),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研究西方的“东方学”文献,精通英、日、俄等多门外语,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

闻一多、罗庸、浦江清都是学贯古今不轻易写作的人,尤其是罗庸几乎没有传世之作,罗庸其他著作包括《习坎庸言》《鸭池十讲》,都是其弟子根据演讲整理而成。所以这个讲义不仅是研究文学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三位学者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的神话和唐诗课程、罗庸的杜诗课均属于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中回忆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傅璇琮回忆起浦江清先生时说:“浦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后来又受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总之浦先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文章很少……但他每篇文章都有价值,都能解决问题……浦先生的词曲讲解细腻极了……那种高度的鉴赏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西南联大已成绝响,能够形成一部贯通的中国文学史实属不易。这缘于西南联大的一门课程,叫作“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该课先秦两汉段,闻一多主讲;魏晋六朝唐宋段,罗庸主讲;元明清段,浦江清主讲。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前者同时收录了闻一多的两种专题课:楚辞研究和唐诗研究。《浦江清讲宋元文学》《浦江清讲明清文学》是由其女浦汉明整理的,这两本参酌了浦先生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多种多次讲义,最为完备,但并非是仅仅限于西南联大的。只是总体来说,四种贯穿起来,则构成一个西南联大版的《中国文学史》。

郑临川回忆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时说:“这是中文系高年级的提高课程,内容和一般文学史偏重知识性不同,它结合教师的专长和科研范围进行教学,带有治学辅导和示范作用,所以着重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探索讨论。”所以,这套书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前的中国文学史,它不仅提醒我们文学史是建立在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和分析之上,还昭示我们文学性问题。只有在和其他学科的比较中,才容易阐释清楚。例如闻一多讲唐诗为什么会成为绝响,因为他说诗歌和书画艺术、音乐艺术的比较是需要跨艺术感悟的;罗庸本来是治小学的,兼通佛学和绘画;浦江清本来学的是西洋文学,爱听戏,会吹笛、唱昆曲,上课讲到戏曲时,间或高歌一曲。罗庸擅长诗词骈文,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便是他的手笔。闻一多当然是一个诗人和篆刻家,在西南联大就靠治印来补贴家用。所以这三位都是可以进入文学内部,深知创作甘苦的大学者。

最后回到为什么读文学史。我想它除了以上的学术价值和创作参考外,还给我们提供一个中国文学的地图或坐标,给我们一个文学评价的尺度和标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谈宋诗时说:“一看起造境,二看学术背景”。这本书这样评价黄庭坚诗:“以洗练出之,境界极高”。浦江清的诗歌观念是大诗歌概念,宋诗当然需要肯定,唐诗之后还有词、曲和剧都是古典诗歌范畴。因此看了这些论述,就不会把周哮天写的整齐方阵评作“唐诗以后又见诗”。唐诗之后,起码还有苏东坡和关汉卿,小资的还有纳兰和李叔同。

读读文学史还是必需的,当然要读一读有创见、不失文学感悟力的文学史,这依然是提高文学鉴赏力的好路径。

这套书大概还可以引发我们思考文学何为、学术何为的问题。意识形态之外,文学史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且看看杜道生回忆罗庸:“他讲杜甫时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杜甫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1300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这样的上课比电影还要惟妙惟肖。”

那种“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担当,可能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最为动人的地方,也是其他任何文学史不能比拟的。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

闻一多等著 北京出版社

标签:治印 国学 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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