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国民党残兵后人：我们都佩服邓小平先生

记：什么是行动的权力？

邓：比如护照，比如经费。这就是国家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处。1987年我为写《大国之魂》想去印度北部和缅甸北部采访，但是给有关部门及国外学术机构、基金会发出无数申请报告，希望获准也期待获得部分采访经费，可结果哪怕一个“不”字的答复都没有。

而现在我发现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地方还可以。经济改革带来了收入的增加，以及环境的改善，包括办理因私护照什么的越来越简化。这都使我行动的自由更多。我也不用国家的钱，把自己存款、借款放在一起，或者找赞助什么的，凑得差不多我觉得够，我就背着包采访去了。这一次我最自豪的是：我，一个中国作家，也可以走出国门，采访世界性关系人类命运的大题材，我也拥有了这样的行动自由和权力。

机会照顾有准备的人

记：在金三角，你有没有正面面对过什么危险？

邓：我曾经因为贪心不足想去抢拍枪战后战场上的尸体，被人抓住捆得像个粽子。适应当地的环境也是一个漫长的担惊受怕的过程。比如采访那些军队的后代，我还习惯性地开口就称“蒋残匪”，人家的脸色马上就很难看。从头到尾我都被人监视，另外，要取得那里面人的信任，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公正地反映他们的现状也非常难。

记：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居然还采访到了诸如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之类的高层人士？

邓：这也是命运安排，跟我的家世、我的经历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因为我父亲参加过著名的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缅甸浴血奋战打回国内，直至抗战胜利。所以我关心那段历史，我写《大国之魂》。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多为李弥前第八军的老部下，他们不少是因我曾《大国之魂》中专章描写过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而接受了我。

又因为我是在云南7年的知青，所以我写《中国知青梦》。而当年不少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都曾在当地学校教书，被现在金三角华人的后代视若恩师，他们的名字对于我有的时候就是敲门砖。所以，为什么走进金三角的是我不是别人？可能是上帝选择了我，而机会照顾有准备的人。

“我们早就没有仇恨了”

记：那么去金三角，你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邓：有一个数字，自1949年以来，在金三角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这个数字实在大得超过了我的想像力。我想知道，1949年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些中国难民部落在金三角这片蛮荒之地怎样生存？怎样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同金三角其他民族是什么关系？他们在金三角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扮演着什么角色……金三角华人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但到现在还是空白，我去采访，就是想把这段中国人的历史告诉中国人。

记：那你认为华人之于金三角的意义是什么？

邓：他们使那块土地、那里的社会形态受到了文明种子的撞击，极大地刺激、改变了当地的生产力，使那里的文明前进了几个世纪。

记：跟那里的华人接触，有没有距离感，能感觉到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吗？

邓：早就没有了，当地华人的领袖就反复跟我说“我们早就没有仇恨了”，他们佩服“邓小平先生”，中国一改革开放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也高了。都是海外华人，希望祖国好。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发现在国外生活的华人，时间一长他们就变成纯粹的血缘上的华人，原有的意识形态就消散了，这说明什么？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意识形态的隔阂是可以被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