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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基伟忆抗战:一般不主动与敌正面交锋 发展抗日武装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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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华苏维埃“五卅”运动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大运动场举行,有300多人参加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的比赛。会后成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第一个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运动委员会。
 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华苏维埃“五卅”运动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大运动场举行,有300多人参加了篮[详细]

在一分区工作期间,除了对付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外,我们一般不主动与敌正面交锋,而是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核心提示:在一分区工作期间,除了对付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外,我们一般不主动与敌正面交锋,而是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加强抗日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游击战争。

本文摘自《秦基伟回忆录》,作者:秦基伟,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作者简介:秦基伟(1914.11.16—1997.2.2),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一分区工作期间,除了对付敌人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外,我们一般不主动与敌正面交锋,而是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加强抗日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游击战争。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但也使我抗日军民更加坚强,更加成熟。这一时期,除了指挥作战和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工作,分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放在地方武装建设上。

在最紧张的环境里,我也没有放弃学习,记日记仍然坚持不断。警卫员心眼也够用,挎包里背上日记,每晚睡觉前,便把日记本送上来,在老百姓家里的炕桌上,借着油灯,一条二条,一件事两件事,原封不动地记下来。过了些日子就进了一步,日记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情。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建设的同时,我比较汪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根据切身体会,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前提下,我就地方武装的特点撰写了一篇文章,从地方武装的群众性与地方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全面性与复杂性、分散性与广泛性几个方面阐述了我本人对地方武装建设的见解。这是我第一次把实践经验同理论结合起来,系统地全面地阐述自己在某一领域里的思想。这篇题为《地方武装的特点》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上级机关和部队的好评,认为论证充分,材料翔实,对当时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漫长的抗日岁月里,曾经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还有其他国籍的一些朋友。直接参战的有美国空军。有些飞机在作战中被击伤或坠毁,飞行员均得到我太行抗日军民的救护和照顾。

一九四四年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即将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黎明的熹微渐渐地显现在太行山的上空,我们由敌进我退转变为局部的反攻,并且已初步具备了全面反攻的条件,根据地的形势一天好似一天。

十二月下旬,太行军区通知我们,有个美国朋友要到一分区来,一是为了向曾经救护过美国飞行员的抗日军民表示感谢;二是作为盟军观察员了解我根据地抗日斗争情况。

到一分区来的惠德赛先生是个中国通,大个子,高鼻梁,说话叽哩咕噜。

大半中国话夹点洋文,性格比较豪爽。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和第一专署专员杨维同志、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大任同志会见了惠德赛,我就本区周围敌情和我军斗争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杨维和王大任同志作补充发言,主要谈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军民关系等情况。惠德赛对分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得以顽强生存并连续不断地打击日军,表示由衷的敬意,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正式介绍完了,我们又给他讲故事,讲怎样钻进格子网里抓俘虏,讲怎样把布纳的旧鞋底卡在铁轨上颠覆敌人的火车,讲怎样割敌人的电话线又不致于影响群众,讲得惠德赛眼睛瞪得老大。讲一段,他就大叫一声“好!”故事讲完了,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接待的条件自然有限,东西全是土产,但我们把朴素的宴会办得很热火。说来饶有趣味,我用我们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把这个洋大哥灌得人仰马翻。开始我们只是劝酒,什么“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干杯”啦,什么“为打败法西斯取得最后胜利而干杯”啦,为他“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而干杯”啦,这些话一说,他高兴得嗷嗷叫,“呵-噢-干!”“嗯-欧-干”,脖子一仰一杯下去了,做个鬼脸又是一杯下去了。

这个美国朋友确实很豪爽。我说一句他喝一杯,绝不含糊。我当然也不含糊,拿大碗跟他碰。不多一会,他就酩酊大醉。

惠德赛先生在一分区住了好几天,我还陪他打篮球。那时我们打球成癖,星期天就组织机关干部比赛。跟外国人打,大家更来劲。

除了打球,我还给他照过像,用的就是那架缴获的“卡得尔”。那机器恐怕也有一把年纪了,到我手上使唤起来不怎么灵便,但我仍然爱惜得要命。

分手的时候,惠德赛送给我一支袖珍手枪。他说,在一分区这几天,是他在整个敌后之行中所度过的最愉快最受启发的日子。他把我们看作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分区的干部战士对惠德赛先生的印象也很好,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是真诚的,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让人痛心的是,惠德赛先生离开我们之后,在二分区遇上了敌人的扫荡,不幸牺牲了。后来听说,他的日记里记有他在一分区时的观感以及对我个人的印象。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秦基伟 抗战 山东 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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