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患癌市长落马时叫嚣：反正已得癌症要双规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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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名市级官员告诉记者称，今年年初，某市市长在被“两规”落马时，就公开叫嚣说，反正我已经得了癌症，命不长了，如果要两规他，他就自杀。

原标题：公务员健康报告 

策划人：周丽萍 王巧捧

官员自杀，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生死事件。它牵扯了太多眼球，各色眼光，七嘴八舌。但回归生命本身，我们更关注这背后有多少心理因素。

作为官员，人到中年，家庭职场，他们砥柱中流；官场规则，或明或暗，需要见招拆招。表面气定神闲的背后，有几多黯然神伤？

本期策划为你揭示——官员心理疾病的原因有什么特殊之处？哪些时刻对于官员心理更为危险？身心之疾与他们的职业又是怎样互为影响？

“官心病”从哪来

文_本刊记者王巧捧

10月，仅见诸报道的官员自杀人数，就达5人。

据统计，2014年1月至9月，已至少有32名官员自杀或排除他杀可能的事件被媒体公开报道。

我们无法比较官员自杀的比例是否高于当下的社会总体自杀率。但自杀官员因其身份特殊，所以往往关注度高。在当下反腐大势下，也容易引发是否有腐败问题的猜想。

成都电子科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媛教授介绍，压力作用在人身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奔向身体，第二阶段奔向心理，最后阶段就奔向心灵，用死亡来选择终身逃避。

因此，自杀的官员不一定都有腐败，但多少都有精神或身体上的问题。

胆大VS担心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陈昌文认为，公务员的工作内容，需要处理很多社会事务，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

李媛同样认为，“工作压力并不是公务员独有的，但是公务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遇到的心理冲突较多。”

所谓心理冲突，在心理学上，指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反或相互排斥的动机时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心理状态。

一名日常感觉自己总是心悸、失眠的官员感慨，“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太多了。”他认为最典型的就是在潜规则与明规则之间的纠结。

一名国税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以前在与企业接触时，企业“表示”的红包，你不收的话，要受到双重压力。一方面在同事中，你是另类；一方面企业老板恨你不肯“高抬贵手”，工作上不配合，无法按时收缴税费，自己又要被领导批评。

“有时不是个人私欲的问题，一些不良的政治生态下，有很多执行层的干部游走在制度规定和领导意志之间，执行的工作甚至还会与自己的道德认知、甚至人格尊严相悖。”上述官员分析。

一名县环保局环评科科长透露，表面上县委领导要求做好环评工作，遇到招商引资一些环评不达标的企业，领导又要求“必须达标”。这个“达标”过程中，作为科长，他必须先签字，他时常担心，什么时候出了事，自己肯定首当其冲地背黑锅。

公务员被安排的工作，也有一些与“本心”相悖。曾经参与过维稳上访户工作的一名副镇长，称自己老是想起一条白腰带。那是几年前，他和三名同事一起到北京带回一名上访户，送到劳教中心时，他不下车，只有又拖又拽，上访户用白布条做的腰带松了，拖在泥水里……“这些措施真的对吗？！现在还不是取消劳教了。很多事没办法，都说要凭良心，但是有时候自己的良心也不是自己能完全控制得了的。”

李媛曾参与组织过一次问卷调查，受访公务员的职业倦怠感达到58%多，比排在第二位的教师职业高8个百分点。这些工作上的压力不至于致病，但在做这些工作时，难免焦虑，有些人处理不好，就容易发展成心理病症。

但也有官员认为，源于工作职责的一些心理压力，有些是因为一些人在长期人治下、工作方式呆板的缘故，随着当下依法治国思路和方式的改进，有些问题已经在改变。

上恭VS下倨

有人曾对“官”字做了个新解：当官两张口，上口对上恭，下口对下倨。不可否认，“上恭下倨”的确是一些官场中人的处世哲学。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当下的官场等级中，这是不少官员经常感叹的一句话。这导致一些官员对上一个样，对下一个样；台上一个样，台下一个样。甚至有些小领导，在上级面前卑躬屈膝，转身就可能把内心的压抑撒向下属，趾高气扬，这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压力传导线。不少公务员表示，人很压抑、分裂。

今年25岁的张启，毕业以后专心考公务员，两年后终于考入一市级机关。但一年下来，他经常心悸、失眠，去看中医时，一名老中医说他这是心理焦虑症状，建议他去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治疗，但他一直不敢去。

张启私下跟记者抱怨，经常被领导批评不懂事。

一次，他和部门主任一起等电梯时，遇到单位一把手，直属领导只按了一把手所在的9楼，张启随后按下自己部门所在的5楼，部门主任迅速伸手按了取消，说领导时间宝贵。张启立刻觉得脸上有火烧的感觉。

担任过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超认为，比起这些细节问题，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有些领导“不把下级当人”的工作作风。

陈超透露，曾经服务过的一任市长，脾气暴躁。该市长经常脚跷到办公桌上听汇报，听得不满意，随手把手边的东西甩过去，有时甚至人格污辱，骂汇报人“猪脑壳”。汇报人还得捡起来东西，检讨自己。陈超感慨，这名市长甚至对自己的副职都毫不留情面。

“不仅是我们这个岗位，对整个机关部门来说都一样，遇到什么样的领导，决定着那一届的心理幸福值。”比如，本届市委书记，就被陈超和同事们认为非常平易近人。

一名县委书记却抱怨，外面看到我们都是上恭下倨的，但这有些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们也不想这么分裂，但不分裂行吗？工作支持、资源、你的前途，大部分都掌握在上级手里；而推动工作时，又深深遭遇各种推诿或者执行上被打折扣。

不正常的官场环境，容易让人产生压抑、焦虑、分裂感。但李媛认为，严重致病的情况不是很多。能够进入并在这个行业呆下去的人，一定是价值认同或能够接受的。少数实在不适应的，会选择退出。

陈昌文介绍，反而是有些官员，因为长期固化官本位思想，退休时会有强烈的心理不适。据他了解，个别官员因为心理调适不过来，退休不久甚至进了精神病医院。

仕途VS迷途

李媛在一次与乡镇公务员聊天时，多名公务员向她抱怨，才三四十岁，仕途空间几乎就到头了。

李媛认为，这与政策、环境等因素分不开。在公务员的金字塔体制里，一些基层公务员，在正值壮年时，即已看不到上升空间，失去动力和激情。作为心理学专家，她能做的唯有帮助他们调整自己的认识。

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更因一些人为因素或腐败现象，使得公务员的职位晋升渠道，充满不确定性。

魏敏生提到，广东茂名窝案中暴露出了一场官员“劣币驱逐良币”悲剧。据媒体报道，茂名下辖的信宜市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也因此受到处理。

魏敏生认为，干部选拔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让不适合的人获得提拔，引起连锁反应，很多人心理失衡，会引起多种不择手段。

一名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更是透露，有些人为了争取职位，无所不用其极，某官员甚至把自己的老婆“送给”上司。

在职位竞争中一些歪门邪道的手段，其实给一些官员带来更多的是痛苦。

一名县委书记多次被网络举报作风问题，市纪委调查后发现，背后是一起围绕着职位的权力之争。

一旦摊上这类事情，即使被澄清清白，当事官员也往往面临政治前途被改写的命运，同时在名誉上留下难以去除的污点，还给家庭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陈昌文感慨，一个人一生的前途、甚至命运，完全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导致没有安全感，成为很多公务员心理困扰的来源。他认为，这亟待通过法治建设，打造一个更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

辛劳VS薪酬

一名接近官场的观察人士认为，心理失衡也是一些公务员心理问题的根源之一。

大部分落马官员的忏悔里，常会提到的一条是，在与商人接触的过程中，慢慢心理失衡，并最终走上贪腐之路。

陈昌文分析，这固然与干部自身思想觉悟有关，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下个别公务员群体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匹配。

陈昌文的一名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公务员队伍月收入才3000元左右，跟其他做生意、当白领的同学完全没法比，养家糊口都困难。”

他感叹，公务员原本社会地位较高，能够进入这个行列的人也往往自我期许较高，但基层公务员经济地位低，近两年福利也规范了，生活重压下，容易引起心理失衡。

“你看今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下降了。”陈昌文认为，分配体制应该向基层倾斜。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处于干群关系的焦点。一名基层公务员在处理群众问题时，自己的车被划伤，还不敢声张，怕领导指责自己。

有些公务员还背负着超常的工作压力。

李媛认为，单纯的工作压力则更多体现在一些政治任务较重的机关部门。与纪委工作人员交流中，她感觉他们近两年表现得更为焦虑。尤其是办案人员，参与案件内审外调时，与家人长期分离，“两规”对象的安全，限时办案的压力堆积心头，却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不得对人倾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满负荷运转，这也往往导致另一种心理不平衡。据多名公务员反映，所在单位常常有两种人，忙者更忙，闲者愈闲。一名部门负责人透露，那些平时比较闲的干部，虽然能力上不得领导倚重，但往往因为各种人脉和利益关系，成为各种福利、升迁机会的优先考虑对象。而对于能者多劳型，因晋升职位有限，机会来临时，却不一定轮得到自己。“但是，你不卖力工作更没机会。”陈超感叹。

危机时刻

文_本刊记者王巧捧

公务员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性质，带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心理压力，但并不一定能直接致病。在什么情况下更易被诱发？廉政瞭望记者综合多名专家意见发现，三个时刻最是危机：工作生活出现重大变故的应激时刻，换届前后，以及反腐高压下。

关键词：应激时刻

陈昌文和李媛都提到，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样的重大灾害状态下，灾区干部的心理状态。

他们都曾深入灾区干部，关注过他们的心理创伤。陈昌文认为，在重大灾难发生后，领导表态，群众诉求，压力都集中在执行具体任务的基层公务员身上，可谓“上下夹攻”。而灾区干部本身也是受灾人，却无暇照顾自己的心理创伤，甚至无暇顾及家人。长期的应激状态，难免诱发心理问题。

一名灾区干部曾向记者透露，自己至今困扰于失眠问题，与平常人的失眠不同，他会挠墙。但他认为自己目前的状况已经在好转，因为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那是灾后一年半的时候，他甚至几次准备服安眠药，“永远不再痛苦”。

而不少基层干部对陈昌文反映，这其实也有他们常规工作状态的映照。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自己作为一个人，正常的心理感受往往不敢真实表达。有名基层干部说，在一次处理群众纠纷时，车子莫名其妙被人划了，还不敢声张，怕被领导指责群体路线有问题。

关键词：换届时刻

临近换届前，通过各种渠道找到陈昌文的官员就会增加。有些官员反映，自己听到电话就心惊肉跳，内心乱七八糟的，都要崩溃了。陈昌文称其为，官场利益综合症。

换届时的明枪暗箭更增加了这一焦虑。一市信访局副局长向记者透露，每逢换届前后，举报信要增加三倍左右，其中不乏实名举报。大多被举报者，即使没有什么问题，调查期内也往往错过了竞争的机会。

不光是职位的问题，有些担心换届调动，会牵连出很多经济的、法律的问题。

陈昌文认为，换届时刻，一把手或者接近一把手的工作人员，面临的局势往往更为风口浪尖一些。

换届后，过去接近前任一把手的干部，异常焦虑，担心“一朝天子一朝臣”，新领导换一批自己信任的人，自己一旦靠边，拖个几年，年龄大了，更加升迁无望。

关键词：反腐高压

一名两规办案人员向记者透露，两规对象被控制期间，往往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人被带走时甚至尿了裤子。

该办案人员介绍，如果调查对象又吵又闹寻死觅活，反而没那么危险。那种长时间沉默不语、眼睛都不怎么转的人，很危险，要重点关注。

他还发现，被调查对象的心理压力，基本上与贪腐金额成正比，“说到底，最担心能不能保住命。”

在落马之前，贪腐官员内心也或多或少掀起风暴，有心理学家介绍，表面上多为失眠、饮食不振、消瘦、忽悲忽喜。

即使还没有被查处的风险，存在贪腐问题的官员，也难逃精神压力。譬如，被查处贪官往往暴露出多个情人。有心理学家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个人作风问题、权力诱惑等原因之外，也是一种心理压力的体现。

还有另外的压力外泄方式。一名被查处的副厅级官员，在外温文尔雅，在家里却以冷暴力对待妻子，二人分居20年，形同陌路。

但专家们同时强调，外因之外，内因占据重要份量。同为公务员，面对同样的压力，可能只有少数人出现心理疾病，因为发生心理疾病的个体，除了外因外，还要考虑其遗传因素、早年的生活经历、个体人格差异。“就像同样的重量，压在玻璃上还是钢板上，后果可能不一样。”

从生理上，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高尿酸等是官员常见病；从心理上，焦虑症状、敌意、偏执症状、精神症状四种表现更明显。

官员容易得什么病？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又一名官员死于“心病”。11月4日，广东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科级主任科员宗先忠，从18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称，宗先忠10月31日刚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多发，死因大多指向心理问题。

人食五谷杂粮，难免生病，官员也不例外。不过，当一些病症源自特定群体中不健康的心理与生活方式，这就需要警惕了。

官员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对社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其身心健康，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问题。

易得什么病？

6月，北京市石景山医院体检中心医生刘艳发表了一篇与官员健康有关的论文。研究的样本是去年北京某区462名在职处级干部的体检结果。

样本中的体检者，出现异常的检出率为100%，其中代谢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最高，如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高尿酸等。

这些病几乎是官员的通病。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王晓玲通过分析2009年到2011年在该院体检的3267名官员体检结果，发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冠心病、眼底动脉硬化等已成官员的主要病种。

2009年发布的《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披露，公职人员级别越高则健康状况越差。领导岗位公职人员的体检异常率高达98.5%，其中血脂异常37.8%、血压增高18.9%、血糖增高10.3%、脂肪肝36.9%，这些都比普通公职人员高出5%-10%。

这些疾病多与官员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相关，尤其是心理状态。

成都市某医院医生李勇告诉记者：“据统计，人生理上的病有50%—80%是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不能说官员生理疾病都是心理引起的，但官场心理波动相对可能更强。”

他解释称，“如果经常压抑自己，身心不平衡，情绪低沉或者是容易被激怒就容易患高血压。”

过于忙碌、情绪波动大的人则容易得心脏上的疾病。他曾接触过一名患有心脏病的官员，“本来交流得好好的，他突然会因为其他的事情发火，吼几句一起来的人。吼完之后，又好像没事了，情绪波动非常大。”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佳宏伟曾研究，清雍正年间，发现在当时官员群体中，患怔忡的人最多，死在这个病上的人也特别多。怔忡是指患者心脏跳动剧烈的一种症状，也就是现代心脏病的一种。这显然也与当时严苛的官场有关。

这些心理压力放任不管，就可能产生各种心理疾病，“用怪异的行为满足自己。”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媛告诉记者。

典型的案例是已处极刑的巨贪、原河北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他在短短20多个月，受贿4700多万现金，一分都舍不得花。每次他到藏钱的小屋，就把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静静地欣赏”，于是便觉得“我满足了，我现在终于有钱了”。

对于官员的心理疾病，舆论关注较多的是抑郁症。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月星曾对511名官员的心理状况做过调查，焦虑症状、敌意、偏执症状、精神症状四种更为突出。其中正科级以及副厅级官员可能有心理问题的比例更高。

当然，身体机能的异常状态也会导致心理的变化，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会导致抑郁悲观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又会对生理疾病产生不良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得病影响什么？

得病会影响工作吗？这不能一概而论。

很多官员带病坚持工作，且工作成绩突出。这样的干部，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宣传的典型、学习的楷模。

不过，就普通人来说，生病，尤其是急重症，对工作确实有影响。

湖南某县一名官员就曾告诉记者称，他所在县药监局局长长期患病住院，不得不由副局长代理其工作。

与此相比，心理健康与疾病就复杂一些。

领导需要具备决策能力和思考能力，一旦心理出现问题，这些思维功能就无法正常运转。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称，“你就会发现这个干部越来越不胜任了，紧接着，就会出现逃避责任的问题，人在身心枯竭的状态下，没有力量承担责任，会躲避、推卸责任。”

2011年底，中央纪委等三部委也曾联合下发称，官员“因心理问题导致严重焦虑、抑郁乃至非正常死亡事件，不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幸，也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不利影响。”

李勇告诉过记者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局党组书记和局长闹矛盾，都说对方有问题。“姑且不论两人是否真有问题，这种人际纠纷说明这两个领导心理多少都有点问题，敌意、偏执。”

2人闹矛盾的结果是，8年内这个局里没有提拔过干部，结果整个单位矛盾四起、危机四伏，风气都坏了。

一名市级官员告诉记者称，“上述如此激烈对抗、影响单位的例子在官场中很少”，“影响工作是一个很模糊的说辞，再加上官员考核本来就不能量化，是否影响工作就更难界定了。”

那得病会影响仕途吗？

最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将“身体健康”的规定改为“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采访中，这被相关专家解读为：即便生理或者心理有一定的疾病，但只要不影响工作，具有正常履职能力，都不会影响提拔。

有学者称，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

上述市级官员称，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只有上述中央纪委等三部委下发的文件中提到，“考核干部既要全面考察干部的德、能、勤、绩、廉，又要注意了解干部的心理素质，重点看面对名利得失和进退留转、承受较大压力、遇到困难挫折时的精神状态和应对能力”。

文件还提出，“准确评估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并将有关信息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参考依据。”这目前还只在一些地方试点。

不过，据说这些针对干部的心理测评方式，正不断被专门研究应试的人破解。

承认自己心理有问题，在官场确实有风险。

“不要说承认心理有问题，就是公开说心理压力大，领导也会觉得你跟不上形势和要求。”上述官员称。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直言，“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很多已经得到的东西。我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我这些隐私不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生病也成筹码？

无论是对生理还是心理疾病，当下官员更能正确的处理。

有观察者告诉记者，现在社会更加多元，一些官员在官场感到身体和心理压力不能承受时，可选择的路径也更多，“并不会像以前呆在官场不愿走出去”。

但有一些官员却将病情作为仕途钻营的工具，当做与组织讨价还价的筹码。生病隐瞒还是公开，都成了一种策略。

中部一名官员就曾告诉记者，该省某局领导在局长位置上已经快两届了，省里准备将他调整到社科院去。在考察前，他就听到了风声，于是把自己的病情公布出来，马上到上海去治病。一去就是几个月，让组织部那边的考察完全没有办法进行，程序走不动。最终他当年没有调动。

“这当然也与他背后活动有关系。不过第二年，他还是被调到政协去了。”上述官员称。

有些官员甚至将病情作为对抗组织的工具。

刚落马的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也是将病情当做策略的典型。

他担任太钢集团副总经理时，与时任企业负责人存在矛盾。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一旦公开，肯定晋升无望，因此一直在秘密治疗。直到他出任总经理的事水落石出，才公开自己的病情。

在北京做手术时，陈川平不仅有专门的护理团队，连秘书、办公室人员都带在身边。出手术室没几天，他就在病房听汇报，做指示。一名太钢集团人士告诉记者：“对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陈川平揽权，自己都病成那样，还要遥控指挥；也要人说陈川平敬业，带病坚持工作。”

一名市级官员告诉记者称，今年年初，某市市长在被“两规”落马时，就公开叫嚣说，反正我已经得了癌症，命不长了，如果要两规他，他就自杀。

当地纪委并未受这种“狂言”的影响，按照程序对他进行了“两规”。“后来也没有见他自杀，还是舍不得。”上述官员称。

官员生病需要关注关怀，但官员生病也不会有特权。

“出了心理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进行自我调适。”李媛介绍，“心理学不改变外界，只改变内心。帮干部们在官场现实中调整心态，合理化处境，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力，这样就会心安无愧。”

“官心病”的自我救赎

文_本刊记者曾晖

相比于其他人群，官员对于心理疾病更加讳疾忌医。究其原因，“官心病”主要来自人际压力与工作压力。在官场法则面前，个人的挣扎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一旦对这些现象提出质疑探究，又恐会被人误读成“意志薄弱”，“思想出了问题”。

许多人往往选择“隐忍不发”，“一扛了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治”，勇敢面对内心世界，培育高尚的官格，才是解决之道。

对待上级出以公心

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长期以来，机关单位对公职人员的评判，主要看上级对下属的认可程度。而这种认可，一方面出于工作显绩，另一方面则出于关系亲疏。

在规则的作用下，官员想要获得认可，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需努力同上级“心连心”。官场中，“一切以领导满意为标准”，“给领导办私事与办公事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等价值取向也就逐渐形成。

不少人积极奉行着这样的理论，把大量心思花在与领导周旋上，最终令自己身心俱疲。有的搞“接待工作”捞取印象分；有的把“为领导服务”印在单位的水杯上；落马县委书记袁菱曾抢着为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拎皮鞋……

不过，也有人却为此而犯愁。在见诸报端的部分干部日记中，不难发现，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正是他们最感压力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决策明明是错的，又必须执行，我怎么能说领导错了呢……真是越想越别扭”；“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我们这种陪领导的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这些干部深为困惑，自己不愿曲意逢迎却不知该如何拒绝领导指令，想要追求人格平等却难以做到真正超脱。

为此，魏敏生认为，只有撇清公事私事、公心私心，公职人员才能真正放下心理负担。

他建议，在与上级打交道时应坚持工作讲规矩，私下讲亲情。尤其不要自我矮化，不搞人身依附，让自己成为领导的“保姆”。遇到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时，还应该适时适度地向上级反映，把在民主生活会上所提的意见变成日常提醒。

领导干部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下级，也同样需要智慧。

首先做个豁达人。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不轻易动怒，避免把自己陷于负面情绪。还要多体谅下属，关心下属，赠人玫瑰方可手留余香。

最为重要的，还是做个明白人。官员们要能分辨下属的赞美，哪些是真心话，哪些是人云亦云，哪些又是谄媚阿谀。唯此，才不至于得意忘形，以致遭到意料之外的打击。

改变角度思进退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李媛长年从事公务员心理疏导，她得出的结论认为，官员最大的工作压力还是关于升迁的烦恼。

在李媛的课堂上，有公务员大倒苦水，称自己30多岁就遇到了职业天花板，没有上升空间，感到十分迷茫，还有人因为升职受阻甚至大病一场。

某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落选者觉得五雷轰顶，根本无法面对现实，“连朋友的祝贺酒都喝了，你说我咋办？”

魏敏生指出，长期以来的权力崇拜，加之价值权力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多数人把“位子”看作是第一重要的为官追求。

山西官员丁雪峰，为争取吕梁市长一职，通过老乡运作升迁，并至少向3名当地煤老板索要上千万元政治献金。但事实证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不到两年时间，丁雪峰就栽倒在了岗位上。

还有原河南栾川县委书记张献会，为了升任副厅级，对所谓北京“很有背景”的掮客有求必应，最终非但被骗巨资，还被拉下了马。

李媛分析，对于升官受阻的官员而言，若不能积极面对，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衡，从而在情绪上和行为上出现异化。

成都官员戴晓明，在其政治追求落空后，希望用经济来补偿，主动申请到国企任董事长。结果在任期间大肆贪腐，4年时间就受贿上千万元……

李媛认为，若想让仕途进退不至于影响到官员的健康，最核心的方法是“改变看问题的角度”。要知道，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完全公平，学会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她常引用张献会的忏悔来引导失落的官员：“如果人们现在问我什么最宝贵、最重要，我的回答是自由、平安！”

认清自己的能力价值

《礼记》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除了正确面对人际和仕途，官员在看待自己时，也需要审慎客观，方能长久保持一颗平和之心。

官员作为精英群体，每走一步都抱着“只能赢不能输”的包袱。他们既想拥有出彩表现，又怕出现纰漏闪失，最在意被领导批评、被同事抓住“把柄”。

于是，部分公务员在工作上总是显得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有点子有想法往往憋在心里，无法付诸实施，当然也就难以获得肯定。长此以往，他们会形成“怀才不遇”、自我否定等不良暗示。

魏敏生认为，只要是干工作，就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情。公务员应该卸下“想赢怕输”的思想包袱，遵从自己的真实想法，勇于表现自己。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也需要认真评价自己的能力、价值，这对其身心健康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例如，在类似“金字塔”结构的官场，能够身居高处的人少之又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更进一步“饥不择食”。他们只看重岗位级别而不论自己是否胜任，常常导致角色超载。

魏敏生表示，官员理性“择业”非常重要，倘若发生角色超载，其遇到挫折的可能性将会大大提高，无形中给自己徒增烦恼。

又如，有官员会认为自己工作太稳定，缺乏激情，没有成就感，从而对生活提不起兴趣，他们当属未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出了心理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进行自我调适。”李媛介绍，“心理学不改变外界，只改变内心。帮干部们在官场现实中调整心态，合理化处境，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力，这样就会心安无愧。”

李媛与魏敏生都不约而同建议，公职人员的生活注意力应该有所转移，不要为工作所奴役，可培育兴趣爱好，以化解职务带来的压力。

众所周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投入业余爱好，毛泽东爱游泳，邓小平打桥牌，江泽民喜欢音乐和京剧，胡锦涛擅长乒乓球和跳舞。

习近平也曾向公众透露自己的广泛兴趣——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足球等。

不过，专家同样提醒，官员所好也应积极健康，同时也要适度，防止“玩物丧志”，否则将过犹不及。

中科院心理所国家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认为，“解决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学，也不能等到有了问题之后再去治心病。我们讲，治病是下医做的事，治人是中医做的事，而大医要治国。”

保护公务员，我们可以做什么？

文_本刊记者曾晖（整理）

关爱公务员心理健康，不仅要靠个人调适，还需要上级领导、组织部门、社会舆论等全面支持。根本上讲，只有建立起健康的组织文化和制度环境，才能真正“釜底抽薪”，否则就只是“治标不治本”。

宋腊梅（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干部压力除了工作本身及‘发展’压力外，还来自于‘官场潜规则’及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

干部开展工作，除了考虑对事，还要考虑对人。不少官员时常抱怨，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甚至超过工作本身。需要澄清政治生态，培育良好从政环境，让干部心宽。

陈耀光（广东省人大代表、省国土厅厅长）：“不干就不会错，要鼓励干的话，就要说公道话。”

还有一种现象，是“干的不如看的”。公务员干得再多，只要犯错就会受到处分，甚至会被摘掉“乌纱帽”，这只能让公务员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想让公务员摒弃“前怕狼后怕虎”的想法，上级就必须为敢于“吃螃蟹”的公务员保驾护航，但凡非故意所致的工作疏忽，就该多勉励打气，少动怒责难。

甘露春（广东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绝大多数单位对干部心理问题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已经存在问题的干部，大部分还在按“思想问题”的方法进行处理。

组织部门要正视“心理疾病”的危害性。除了重大灾难、特殊情况后进行的心理干预外，更应注重干部日常的心理健康，建立一套长效健全的激励、关心、帮扶机制。如定期组织心理体检、举办心理卫生讲座、平时开设心理热线或单独谈心进行心理辅导，帮助经受挫折以及面临进退流转的公务员疏导和缓解心理压力。

江曾培（上海市政协委员）：进入官场的人，在职位上多希望能不断升迁，一旦升迁规则不明晰不公正，未被提拔的人就会感受“不公”而情绪低落，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对于因组织原因未获提拔的官员，可适当进行情感补偿。如早年间有一名正处级官员，兢兢业业，有望提拔为副厅级，但一时间位子不够，等到腾出岗位时，该官员又因年龄原因失去了资格。为此，组织对其进行“安抚”，解决了其后顾之忧。

魏敏生（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要纠正不良的官场生态，以清廉的政治环境保护官员的心理不受污染，也不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不应有的排挤和打压，以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发生。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展开巡视，明确指出了存在的“圈子文化”“官商勾结”“权权交易”等问题，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态范畴。各地应对这些问题逐一整改，还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源头上杜绝。

杨琳（媒体人）：受腐败官员的影响，公务员群体逐渐被“异化”，普通公务员被贴上“官员”的标签、戴上“腐败”的脸谱，稍有抱怨就被斥为“矫情”，每次吐槽就被骂“不知足”。

公众和舆论对公职人员加强监督，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不客观、非理性的舆论甚至语言暴力，同样扩大了打击面，给公务员群体带来了巨大压力。对于体制内出现的一些问题，社会应理性对待，特别应该宽容理解公务员工资上调、带薪休假制度等福利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