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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如何戴稳“书圣”桂冠


来源:华龙网

在中国书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书法家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唐高宗也曾被吹捧为“古今书圣”。然而最终得到公认的“书圣”,唯有王羲之。读一读本文就知道,王羲之的书法也曾被轻视冷落和质疑,“书圣”的桂冠可不是随便就能戴上的。南朝宋后,王羲之书法一度被轻视早年王羲之书法与同时代人征西将军庾翼齐名,羲之后进,庾翼不把他放在眼里。苏轼《跋庾征西贴》讲了这么一件事:“征西初不服逸少(王羲之),有‘家鸡野鹜’之诮,后乃以为伯英再生。”庾翼起先不乐意自己孩子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轻蔑地称羲之为“野雉”,而以“家鸡”自比。然而

原标题:王羲之如何戴稳“书圣”桂冠

在中国书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书法家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唐高宗也曾被吹捧为“古今书圣”。从南朝宋后期起,在先后被宋明帝、齐高帝宠信的大臣、书法家刘休的带动下,世人开始重新重视王羲之书法。

□王春南

在中国书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书法家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唐高宗也曾被吹捧为“古今书圣”。然而最终得到公认的“书圣”,唯有王羲之。读一读本文就知道,王羲之的书法也曾被轻视冷落和质疑,“书圣”的桂冠可不是随便就能戴上的。南朝宋后,王羲之书法一度被轻视早年王羲之书法与同时代人征西将军庾翼齐名,羲之后进,庾翼不把他放在眼里。苏轼《跋庾征西贴》讲了这么一件事:“征西初不服逸少(王羲之),有‘家鸡野鹜’之诮,后乃以为伯英再生。”庾翼起先不乐意自己孩子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轻蔑地称羲之为“野雉”,而以“家鸡”自比。然而后来,王羲之的书法有了重大突破,庾翼在其兄庾亮处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的一封信,惊为“伯英再生”。伯英即东汉张芝,早在曹魏时代就被韦诞推崇为“草圣”。“伯英再生”,也就是说庾翼承认王羲之乃张芝第二。据笔者考证,王羲之给庾亮写信,大约是在38岁以前。可见此时的王羲之,就已在当时书坛独占鳌头了。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谢安等42人举行了著名的兰亭雅集。这是书法家、文学家、社会名流的盛会。其中谢安后来出任宰相。42人中,当时已经或后来成为书法家的有8人。与会者推定王羲之为《兰亭集》作序,这表明王羲之在当时书坛处于领袖地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晋后期的羊欣表示,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不过,进入南朝宋后,由于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当时的人们以为王羲之笔迹轻微,并不推崇,故王羲之的书法一度被冷落,而其子王献之的书法却大行于时,一直到南朝梁,王献之的书名仍超过其父,海内学书之人俱习王献之书。从南朝宋后期起,在先后被宋明帝、齐高帝宠信的大臣、书法家刘休的带动下,世人开始重新重视王羲之书法。再后来的梁武帝更是对王羲之书法的大力表彰,使世风为之一变。虽然梁武帝对王羲之书法也有过批评,说是“意疏字缓”,还说王羲之的字不如钟繇,但总的来说,他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陶弘景在《论书启》及《上武帝论书启》中曾说到,梁武帝澄清了世人对王羲之的模糊观念,纠正了社会上轻视王羲之书法的偏见。相对而言,王羲之书法比王献之含蓄,内涵要深刻。羲之书道幽深,领悟不易。读懂王羲之书法,比读懂王献之书法要困难一些。对羲之书法,更需要解读。世人认识它,需要更多的时间。故开头一段时间,南朝人欣赏书法较为外露、以媚趣胜的王献之,超过了书法含蓄、以骨力胜的王羲之。等到南朝人读懂了王羲之书法,羲献父子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便颠倒过来。王羲之是靠唐太宗“捧”起来的吗在书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书法家的现象,屡见不鲜。唐代就有这样的事例。高宗时大臣许敬宗曾吹捧高宗为“古今书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载:唐朝龙朔二年(662年),高宗亲自作书与辽东诸将,并对许敬宗说:“你喜爱书法,可于朝堂开视。”许敬宗受宠若惊,看过高宗的手书后,私下对其他大臣说:“我见过的古人墨迹很多,魏晋以后,唯称二王。但王羲之多力而少妍,王献之多妍而少力。圣上的墨迹,兼有二王之绝,实古今书圣。”尽管许敬宗把高宗捧上了天,历史就是不买高宗的账。除了宋代朱长文《墨池编》记下高宗“雅善”楷书、草隶、飞白这么一句外,高宗在书法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也有人认为,王羲之也是靠唐太宗“捧”起来的。此说当是因为,在唐修《晋书》卷八一王羲之等人传之后,有唐太宗亲自撰写的一段“御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羲之传论》(有的媒体说整篇《王羲之传》都是唐太宗撰著,误)。《传论》中说到:“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用了“尽善尽美”四字,对王羲之书法的颂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王羲之是靠唐太宗“捧红”的吗?其实,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褒扬,不能算过分。在唐代以前,王羲之已享有盛誉。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在《晋书》撰成之前,欧阳询在《用笔论》中评王羲之曰:“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如出一辙。唐太宗之后,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认为王羲之兼有钟繇正书、张芝草书之美。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与南朝梁以来王羲之声誉日隆的趋势大体相合,与梁武帝以来的评价,尤其是唐人的评价也大体相合。因此,在笔者看来,既然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不能算过分,就不存在“吹捧”的问题了。《兰亭序》曾遭贬斥,却没能撼动“书圣”地位清朝乾隆时代以前,学术界和艺术界对王羲之《兰亭序》的真实性和艺术价值向无疑义。从乾隆时代起,赵魏、阮元、赵之谦、李文田等人,或对《兰亭序》提出怀疑,或否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为王羲之真迹。其中李文田攻击《兰亭序》最力。他认为,《兰亭序》文章为伪,《兰亭序》帖也为伪托。他说,《兰亭序》的字体,是南朝梁、陈以后人的字体。晋朝人只能写汉魏时代的隶体,不能写《兰亭序》那样的字体。民国时代,也有几名学者对《兰亭序》表示怀疑。其中杨守敬认为,东晋时代的书法家,其书作无一例外都应当有隶书遗意,“集帖”所收钟繇、王羲之楷书字帖没有隶书遗意,故不足为据。言下之意,《兰亭序》也不值得相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兰亭序》真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论战之所以反响很大,是因为论战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关注,还因为论战的发起者郭沫若在学术界的地位显赫。不过郭沫若的主要观点和论据大体没有逾出清人李文田等论述的范围。郭沫若说:《兰亭序》“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何时依托?何人作假?郭沫若认为,南朝梁与唐代之间相距60多年,这就是依托的相对年代。他在这段时间里,逮住了一位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孙、其第五个儿子徽之的后人智永。他断定:“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因此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郭沫若否定《兰亭序》帖为王羲之书的主要论据是:王羲之的时代是隶书时代,他不能写出作为楷书法帖的《兰亭序》;《兰亭序》的字体是南朝齐、梁时代人的字体,只有齐、梁时代以后的人才可能写出《兰亭序》。在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的人中,高二适勇气可嘉,而商承祚则论据有力。他说,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魏末基本成熟,到东晋已完全成熟,草书脱离隶书笔意的时期也在汉魏之间;因而王羲之能够写出脱离隶书意的行、草、楷。商承祚又将今存神龙本《兰亭序》跟智永所书《千字文》作了对比分析,否定了《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一人所“依托”的观点。商承祚还写道:“如智永真有伪《兰亭序》及《兰亭序帖》的证据,后人毋庸置喙,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出自个人臆断,则智永将在千载之下蒙此‘莫须有’之冤,就会使人为之不平。郭沫若同志始则‘乐于肯定’,继而又谓‘看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似乎智永‘依托’已成定案无回旋之余地。据我个人的管见,这问题的争论,还有相当距离甚至遥远,则‘乐于肯定’这结论无乃下得太早。”虽然从清朝乾隆时代以来,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时有发生,但《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并没有被撼动。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没有因此被撼动。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是动摇不了的。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点:第一,王羲之的书法经历代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鉴赏大家的品评,堪称古今无二。第二,王羲之是最伟大的书法艺术变革家,开一代书法新风。第三,王羲之是历代书法宗师,1600多年来,大凡著名的书法家,几乎没有人不受惠于王羲之书法。第四,王羲之的书法具有可临摹性,被一代又一代人当作最佳临摹范本。第五,王羲之的书论是中国古代书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古代多少书法家都是以王羲之书论作为主要教材来学习书法和从事书法创作的。第六,王羲之不但书品为世人所尊崇,而且人品为世人所敬仰。第七,王羲之是被作为东晋初年有才能、有思想、有政治眼光、有作为的重要历史人物,写进“二十四史”之一的唐朝官修的《晋书》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他的书法长久地流传下去。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几人具备王羲之这样的条件?谁能撼动王羲之“书圣”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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