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贪污贿赂成风：皇帝敛财不逊臣子

当然对于皇帝来说，不纳贡并不代表不敛财。在权力系统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这一种选择。比如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如果说和珅捞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么嘉庆抄没其资产，是不是间接捞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国库，并将这些资产用于民生，就等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实际上并未如此。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被革职拿问的甘肃原任、现任的大小官员有一百多名，统统被抄家。在籍没的家产中，金珠玉玩之类最贵重的一份，照例要送进皇帝的私人金库——内务府广储司。如此转了一圈下来，本来以为贪官被杀的杀，抄家的抄家，可皇帝还是将自己扣在了这条灰色利益链的最后一环。

这次全国性的抄家活动持续了两年之久，甘肃省所有的贪官数年所积珍宝，可以说悉数归入乾隆皇帝的私囊。皇帝对官员的借事罚银，也几近巧取豪夺。上面曾提到的江苏巡抚闵鹗元的弟弟闵鹤元贪污赈银1万9千两，乾隆皇帝命闵鹤元十倍罚出，即罚银19万两。不久又发现闵鹤元亏空库银6万多两，也让闵鹤元赔补。闵鹗元对其弟知情不举，在皇帝审查之时又吞吞吐吐，乾隆皇帝命其“自行议罪”，自己给自己定个罪吧。

闵鹗元只好恳求皇帝，再允许他罚银4万两。闵鹗元每年就一万两的养廉银，用来偿付弟弟的罚项已所剩无几。没过多长时间，就连这笔养廉银也被乾隆“永行停支”了。既然弟弟贪污，那么你这个哥哥也不配享受国家发的养廉银。

其实官员的廉洁还真就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养出来的，就拿以廉洁自律闻名的闵鹗元来说，到后来也还是在官场灰色生存的各种规则面前低下头，走上了“苞苴日进，动逾千万”的权钱交易之路。而他变法儿筹措来的近30万两罚银，大都被指定缴到了内务府。乾隆初年，内务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如果皇家遇急事只能靠户部的银库(类似于中央银行)来暂时接济。到了乾隆中期，在大造圆明园等皇家林苑，以及满足皇帝种种挥霍的同时，内务府却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其所属机构广储司、圆明园、造办处三座银库更是岁岁盈积。就连户部也经常从内务府借钱，从这一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敛财方面丝毫不逊于他的那些臣子。

乾隆四十一年(1776)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与前几次东巡有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连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都聚集于此。

一路之上仪仗塞路，闹得山东地界是翻天覆地。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乾隆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宝气，世间罕见。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贡品：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包括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乾隆皇帝查收。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皇宫……皇帝出一趟差，赚得盆满钵满。

乾隆年间的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两种风气的激烈碰撞，让人看得一头雾水。我们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整个甘肃官场可以说是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前前后后竟杀掉大小官员50多人，不能说惩贪不严。可这种霹雳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贪风依旧愈刮愈猛。乾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颇值得玩味，虽然整个甘肃官场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后受到国法处置的只有200人，要知道，一个省的官员接近千人。

那么其他五分之四的官员呢？答案是，大部分官员已经被带病提拔或者异地交流了。

这些漏网的官员就是沾了集体腐败的光，涉案官员之多让乾隆也觉得心惊，最后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门槛，涉案金额由最初的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既然一个林子里都是贪吃的野兽，为了保持生态平衡，那就抓大放小。皇帝用事实证明，腐败有个边界，没有捞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捞出界，就是危险的。危险系数会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加而得到稀释，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

这也正是“齐黑”效应的题中应有之义。当这条权力链上的所有人都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黑与白的对比也就失去了参照。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黑”，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呢？不过都是行走于灰色地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