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刘淑仪：有诉求应该跟自己国家讲 不该跑到外国说

叶刘淑仪吴薇摄

原标题：叶刘淑仪在接受采访时 称有诉求应该跟自己国家讲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出生于1950年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是香港政坛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香港首位出掌纪律部队的女性及首位女保安局长，她在很多方面都卓有建树，但在处理居港权问题以及《基本法》23条立法方面又饱受批评。19日下午，正在北京访问的叶太接受了《环球时报》和人民网“强国论坛”的联合采访。

未通过23条立法“很不幸”

环球时报：对于香港政改方案以及反对派的“占中”，您如何看？

叶刘淑仪：中央政改决定对于推进香港民主非常重要，是根据《基本法》循序渐进的方针。其实香港作为殖民地的100多年，英国人都没有推动民主，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就落实根据《基本法》的民主制度。

而“占中”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的公民抗命，其基本性质一定是违法的，因为他们的理论是用违法的行为表示对制度的一些不满。我认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泛民应该通过正常渠道，比如说特区政府很快启动第二阶段咨询，他们应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循合法途径表达意见。

环球时报：您任保安局局长时，推动23条立法未果。现在回头看这给香港社会和您个人带来哪些后遗症？

叶刘淑仪：23条是规定特区要立法禁止5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叛国、颠覆、煽动、分裂国家和窃取国家机密。很不幸没能通过，后遗症不是说香港没有法例保卫国家安全，而是有些人以为只要鼓动很多人上街，进行街头抗争，就可以达到他们的诉求。所以十多年来，每年七一都成为大规模游行的日子。现在更有人以为反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用街头抗争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很可惜的。

至于推动23条的过程，我承认我当年的经验不够，有时候发言不够稳重，给人一些话柄。所以我被对手妖魔化，这个条例也被妖魔化了，非常不幸。我现在成立的汇贤智库以及新民党在做很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国民教育的研究。现在香港学生不注重人文教育，我想内地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产生了一批不中不西的人，很容易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我们从长远来说希望透过教育来化解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些误解。

香港人应该多点包容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待目前经济和政治环境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

叶刘淑仪：今天(指19日)我们拜访张德江委员长，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推动民主当然重要，但我们还要留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为所有政治制度最终目的都是改善民生。香港太政治化了，少数人骑劫了立法会搞“拉布”，使特区政府很难有成就。这样下去，我们将停滞不前，被别人赶上。我们比不上新加坡，很快将比不上珠三角城市，所以一定要把握机遇。

香港应该发挥在东南亚的优势，因为东盟很多国家的大家族都在香港有后人和亲属，像我爸爸就是新加坡华侨。我们应该一方面瞄准内地，同时发挥跟东南亚的联系，为国家启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做一份贡献。

环球时报：对于陆港增加互信包括人民之间的互信，您有何建议？

叶刘淑仪：最近自由行发生的一些碰撞和摩擦，一方面是管理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政治问题。其实内地人民来港消费，是帮了我们的经济一大把，我们要明白他们的行为跟我们不一样，是因为发展程度不同。所以香港人应该用一种包容的态度，不要拥挤就投诉。

谈选特首还言之过早

环球时报：之前有很多人称您为“香港的铁娘子”，您喜欢吗？

叶刘淑仪：我是念文学出身的，说我是铁娘子，我觉得是恭维，英国已故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是铁娘子。所谓“铁”是指钢铁的意志、坚定不移的立场，不是说我的人很凶。其实作为一个女性领袖，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懂得关爱和照顾属下，这一点对管理6万多人的纪律部队来讲很重要。离开香港政坛后，我2003年到美国读书，2006年考虑参选。过去很多人谩骂我，要是我得到选票，这就是一种民意授权，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回到香港政坛，所以我一步步走到今天。

环球时报：陈方安生曾是您的竞争对手，您如何评价她？

叶刘淑仪：她比我年长10岁，是前辈。其实，当年的政务官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后来英国人离开之前、彭定康来了以后，就推销“政治中立，核心价值”，希望将来的公务员、将来的立法可以牵制中央政府。陈太因为是“末代港督”极力推荐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所以英国人给她恩惠，她现在还是唱英国人的歌。这是比较可惜的。我们是中国人，有什么诉求应该跟自己的国家讲，跑到外国就是不尊敬自己的国家了。

环球时报：您考虑竞选特首吗？

叶刘淑仪：现在言之过早，我跟香港市民都热切希望2017年能有普选，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有两到三位候选人，要是三位候选人都是女性，就有百分之百的机会;要有一位就是30%的机会。我想香港很多女性都很优秀，女性应该有机会。

在我看来，能够当选行政长官的人，无论男女都要有坚强的性格、钢铁的意志。我很佩服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她非常果断，也很有亲和力。

环球时报：您希望得到怎样的评价？

叶刘淑仪：我希望将来评价我是一个捍卫“一国两制”坚定不移的执行者，曾经协助“一国两制”在香港发扬光大。因为我上世纪80年代已经参与《中英联合声明》的幕后工作，也参与起草《基本法》，30多年来跟“一国两制”分不开。（环球时报记者吴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