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时蒋介石仍在庐山称“一定能肃清‘共匪’”

核心提示：在这番讲话的结尾，蒋介石还是说：“三年以前‘赤匪’坐大，盘踞了江西、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各省，大家都以为‘剿’不了，但是我公开对大家说，我们一定可以将‘共匪肃清’，到现在这个问题也告了一个结束了。

本文节选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作者： 杨树标 杨菁，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庐山。“7月7日日军攻占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9日以后始悉其梗概。”

在1937年6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人员”。6月27日，蒋介石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官长发表了《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对训练团的训练精神与教育目标作了如下说明：“在总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诏示之下，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贯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暑期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7月5日，蒋介石在训练团的总理纪念周上对第二总队教育组发表了题为《救国教育》的演讲。蒋介石把“国难时期”的教育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说：“东北的沦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平心静气地回想起来，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过去中国教育的失败。”进而又说：“如今国难至此，我们还不能彻底悔悟认识吗？如果今后我们再不奉行总理精神教育的宗旨，确立教育救国的基本信念，来彻底改进中国的教育，不仅东北四省同胞所受的束缚压迫宰割欺侮的痛苦不能解脱，而且其他各省以及全国的国民，都免不了要蹈东北四省同胞的覆辙，受东北同胞所受的同样的亡国痛苦，由此可知教育关系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何等重要，何等密切！”

7月9日，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了，山中并未完全知晓。这一天，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一开头，蒋介石就说：“此次我们举办庐山时期训练团，召集全国各界文武同志，来此受训，其意义是在继全国统一之后，当外患紧迫之时，来发动一个举国一致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刷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训练，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接着，蒋介石又大讲特讲了什么“建国的中心”和“建国的要素”。在这番讲话的结尾，蒋介石还是说：“三年以前‘赤匪’坐大，盘踞了江西、湖北、河南、安徽、湖南各省，大家都以为‘剿’不了，但是我公开对大家说，我们一定可以将‘共匪肃清’，到现在这个问题也告了一个结束了。”

只有到了7月17日，蒋介石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发表了題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才在对日政策上明确亮相。一开场。蒋介石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接着，蒋介石谈了四点。

第一点，关于外交方针，蒋介石说：“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点，关于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亊，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自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之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乡，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点，关于抗战的态度。蒋介石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点，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我国立场。蒋介石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蒋介石总结性地、十分明确地对参加这次谈话会的人员说：“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玚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18日，蒋介石又在庐山暑期训练团的毕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建国运动》的讲话，按蒋介石所说：“特将建国运动，作一个系统的总括的讲述；使大家明玚建国的目的，建国的究竟，建国步骤与入手方法，以及建国的原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