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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教堂


来源:北京晚报

我不是这个城市的原住民。对宁波这座城的许多地方,我没有老底子本城人的那种彻骨记忆。但在这座城里居住了十余年后,我也慢慢喜欢上了这里,喜欢上了三江口带着海水腥味的大风,这里的中马路、外马路,教堂的筒瓦楼和高高的钟塔。但即便是每年的圣诞节教堂里有盛大的庆典,我也很少进到它里面去。我更喜欢的是站在甬江大桥上,透过树枝间的空隙看教堂十字形的攒尖顶,看老外滩边上热闹的人群,看远处的河。河床像一个妇人的身体一样宽大,春夏间总是满的,到了冬天枯水期,两边的河滩都露出来了。教堂、河流、桥梁,看着它们,我会想到爱与黑暗,

原标题:宁波老教堂

文艺地图

一座哥特式教堂,

究竟是什么?

是上帝的骨架吗?

——卢齐安·布拉加《神殿的基石》

长篇小说的写作如同一场令人绝望的长跑。行进途中,我总要停下来,回头看看来路,重新校正目标,分配体力,随手写下一些创作手记。写作《赫德的情人》那两年,这些零碎的笔记中总是出现一座教堂的影子。

这座位于我居住的城市三江汇流入海口(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江北岸的天主教堂,迄今已有一百四十余年历史,它崔巍的哥特式外形向世人昭示着这个最早开埠的城市昔日的荣光。我对这座教堂的喜爱,一是因为它足够的老,二是它视觉上惊人的美艳。有外地朋友来宁波,我总是愿意陪着他们去看看天主堂森然的高墙和钟楼。我总觉得,在这座充满着咸涩海风和浓厚商业气息的城市里,它和另一座古老的园子天一阁一样,都是少有的带有精神气息的建筑,承载着这个海滨城市生民的文化记忆。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后者来自古典的深处,而这座天主堂则是近代化浪潮最初涌上古老大陆的一个物证,一个历时一个半世纪依然鲜亮的纹章。

余姚江从慈城、余姚方向一路逶迤东来,奉化江则自南而北以一个巨大的弧形擦过这个城市的外廓,它们在这里汇成一个浩大的水面,在更早的十七世纪初期,这里就是酷爱冒险的葡萄牙人的乐园。再过一百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初歇,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一种异质的文明从这里登岸,溯着河道向着内陆的腹地蔓延。这些得风气之先的近代口岸城市里,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总是选择临水地带作为他们最初的栖息地,在宁波,就是这片三江汇流处狭长的三角地带。

于是有了领事馆、海关、邮局,有了公园、下水道和宽阔的马路,一种迥异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新式文明在这片三角洲地带慢慢出现了雏形。它不像上海租界的庞杂,但小也有小的好,精致、细巧、不招眼。随着三百里外上海这座城神话般的崛起,更多的外来人士越来越把这里作为初到中国的一个跳板,一个去往更大码头的中转站。所以这块江北岸三角地带从来没有长成为租界,而一直潦草地被称为外国人居留地。在我那个小说故事刚展开的19世纪50年代初叶,日后名满天下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刚来到宁波时,这座城里常住的外国人不过数十人。领事官员和夫人,翻译,侍女,船长们,天主教会、新教和美国北长老会的教士们,这个小小的社交圈几乎囊括了当时这座城里所有的外国人。后来他们都离开了,丁韪良去了北京,日后他将在那里成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领事夫人们要么回国要么去了上海;更多的传教士都去中国内陆旅行传教了。而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情欲鼓涨且野心勃勃的青年,也在与这座城里一个姑娘热恋三年后去了潮湿多雨的广州。但还是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比如从英格兰来的奥尔德茜小姐,一个终生未婚的老处女,就终生在河边那排狭长的平房里办着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甬江女校。

那时候还没有这座教堂。尽管天主教在本城活动已不下350年历史,到了康熙时代,又有五名天主教徒因钦天监监正南怀仁的邀请来此地传播福音,但此后的雍、乾、嘉等朝,因朝廷明令禁止,宁波的教务基本没大的推进。19世纪50年代初期丁韪良在城中布道,二十出头的领事馆翻译赫德曾亲与闻焉,他们做礼拜的地方乃是在府城附近的药行街天主堂,而不在江北岸。“昨天,一只狗跑进了丁韪良牧师讲道的屋子”,赫德兴致勃勃地记载道。可知那时候这个城市的心脏地带,还如一个大村庄般杂乱无章。

一直要等到赫德和他的朋友们离开这座城市将近二十年后,这座名为“圣母七苦堂”的天主教堂才在江北岸的三角地带矗立起来。而究其缘因,是因为一个叫顾芳济的法国人被罗马教廷任命为浙江主教,且专驻宁波,他在准备建造主教座堂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了甬江边岬角上的这块空地。于是在官府的支持下他购进了这块地,在这里开设医院、育婴堂,于1871年前后开始动工建造这座教堂。

最后的工程是在继任的“苏主教”的主持下完成的。查遍本城的教会档案,没有发现此人姓名,只知也是一个法国传教士。在这片水宽云阔的地方,这个兢兢业业的传教士积数年之功,建起了一个由主教公署、本堂区及若干偏屋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可容纳上千人的礼拜堂没有用一根横梁,全用拱券代梁,尤其是后来增建的钟楼,尖顶直指苍穹,纯系哥特式风格,成为了本城一处著名地标,可称是近代东南口岸城市建筑最为精美的一个天主堂。

及后,浙江的天主教分为了浙东、浙西两个教区。大约从1884年起,一个叫赵保禄(Paul-Marie Reynaud,1854-1926)的法国传教士来到宁波,接任浙东区主教一职,这位主教大人在江北岸天主堂度过了四十余年时光,晚年回到巴黎,于1926年去世。死前他立下遗嘱,执意要把灵柩运回到他度过了大半个人生的这座教堂。按照日后来到温州传教的循道公会教士苏慧廉的说法,在东方这片到处滋长着贫穷和不公的土地上,传教事业总须与教育、医疗、慈善齐头并进方能收获一个个的灵魂,赵保禄在本城传道的同时也做了大量救济事业,建造学校、育婴堂,兴办实业,以至于坊间哄传“道台一颗印,不及赵主教一封信”的说法。但教民自恃有教会撑腰横行无忌的事也屡有发生,是以在清末民初的宁波,赵保禄的名声毁誉参半,地方史上即有“光绪间天主教最著威名之大教士为赵保禄,宰割一府生灵而官无力制止之”这样的痛贬之语(《鄞县通志·文献志》),但从他死后还要万里迢迢归葬宁波这一举动来看,他对此城的用情之深还真是令人动容。

某年坐温州到宁波的高速大巴,我在车上读一本史景迁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坐在边上的一个年轻人不时打量我。车子驶进休息区,他终于忍不住跟我攀谈起来,问我是不是信教。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父母也都是。这些教民,是不是当年顾芳济、赵保禄、苏慧廉们在东南沿海播下的种子呢?事实上天主教在宁波的传教事业还是成功的,据1882年至1891年浙海关十年报告称,约在1891年,全浙基督徒共13225人,其中天主教就占了三分之二强,达9000人。在赵保禄的悼词中也有说,他初到宁波时,当地教徒才6000人,到1926年他去世时,教众已达50000人。

有个老先生,说上世纪50年代初的宁波城经常遭到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空军轰炸,当时还是孩子的他经常跟着大人跑警报。刺耳的防空警报一拉响,许多人家就拖儿带女往江北岸教堂里跑,教堂的大门敞开着,他们跑到宽敞高大的穹顶下才放下心来。有好多次,炸弹在不远处的江面和码头附近轰然作响,但没有一次落到教堂里面来,如有神佑。更多的年轻一代,他们没有那么多沉重的记忆,更喜欢把异国风情的老外滩和教堂作为拍婚纱照的背景。

我不是这个城市的原住民。对宁波这座城的许多地方,我没有老底子本城人的那种彻骨记忆。但在这座城里居住了十余年后,我也慢慢喜欢上了这里,喜欢上了三江口带着海水腥味的大风,这里的中马路、外马路,教堂的筒瓦楼和高高的钟塔。但即便是每年的圣诞节教堂里有盛大的庆典,我也很少进到它里面去。我更喜欢的是站在甬江大桥上,透过树枝间的空隙看教堂十字形的攒尖顶,看老外滩边上热闹的人群,看远处的河。河床像一个妇人的身体一样宽大,春夏间总是满的,到了冬天枯水期,两边的河滩都露出来了。教堂、河流、桥梁,看着它们,我会想到爱与黑暗,想到黑而又黑的情欲之花,有时我的身体是鼓涨的,有时又要命的空虚。那一刻,总是恍若前生。

2014年7月28日早晨,我从朋友们转发的微信上看到了烈焰中的江北岸教堂的一张照片,一开始还以为是谁恶作剧,但随着网络上的火灾现场图片越来越多,我相信了可怕的事已经发生:这座在河边静静矗立了一百四十年的教堂被一场莫名所以的大火毁了。这天傍晚,我特意开车绕上甬江大桥,远远地,我看到了被烟熏黑的钟楼,看到了被两小时的火苗燎过后可怕地塌陷的礼拜堂,我为美的毁灭而惊心,更为一段亘长的记忆被强行割裂而痛心。天渐渐黑了,空气、河水、断壁、树的影子,全都融为了一体。我想起了《哈扎尔辞典》里的一个场景,哈扎尔首都的许多华丽的房屋被烧毁了,但好长一段时间,这些房屋的影子都萦然不灭,这些影子对着河水迎风而立。我长久地徘徊不去,是想在河水中看到教堂的影子吗?(写于2014年7月31日,江北岸天主堂遭焚后四日)

(有关赵保禄主教的事迹,楼稼平先生《漫话宁波近代史上的天主教》一文亦有贡献,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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