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开放二胎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单独开放二胎的人口新政走的是分群式改革的路线，即先双独、后单独、再非独(官方称非独开放二孩尚无时间表)，这从非独家庭权利平等的强烈诉求和反应可以佐证。如果中国走的是年龄别渐进式改革路线，尚能保障取得相对公平的社会效果，这就是先开放高年龄组女性的生育权限，后开放低年龄组，以缓解可能的生育堆积现象，这尚可理解，也符合民情。生育对夫妇和家庭来说，有时机优选问题。笔者倡导的“适度生育”包括了适时、适龄、适量三个维度的理解，过于晚育显然不利于孩子的优孕优生。一些非独女性属于70后，她们的年龄等不起了，即便今后完全开放生育，有了二孩的“生育权限”，也不一定有勇气冒险怀孕生育。现在还不普遍开放二孩，不仅对非独家庭关闭了一道门，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而且国家会断送本可弥补日趋严峻和显化的“人口亏损”有限的战略机遇。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天下，不可分割。

生育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有机遇抢抓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已经掉入政策性和意愿性叠加的双重超低生育率陷阱。早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就跌破1.3，只有1.22，2010年更是只有1.18，出现了持续的超低生育率趋势，令人担忧。经过三十余年一孩化的生育严控，中国产生了至少1.5亿个政策性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严重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的人力基础，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死亡伤残风险的客观存在，迄今已经存在一个失独伤独人数众多、精神痛苦、老无所依的特殊困难群体，问题不断积累、扩大和外溢，中国已经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掉入难以自拔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何况，中国人口亏损、人力短缺问题已经逐渐显化，2012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了345万，2013年进一步减少244万，这是过去长期的低生育率后果，而且表现出长期的劳动年龄人口萎缩趋势。

所以，为保护家庭的利益，为遏制人口衰退趋势，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当机立断，坚守计划生育至少倡导二孩的底线伦理，全面开放生育并鼓励二胎(今后可能奖励多胎)，全面振兴人口，还权于民，造福国家。一方面，控制和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发展和增加具有更强抵御风险能力、更好自我发展能力的至少有两个孩子的“合适之家”和健康家庭；另一方面，人口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变数，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安全是人口战略的出发点，人口安全不仅需要人口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且能够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此需要持续地通过适度生育和优化人口保证年轻人口、劳动力和人才资源的战略储备。

现在中国要担忧的是生育率继续低迷，而不是生育率的反弹。理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产生出一种内在的力量，避孕节育已经成为基本的生活方式，高养育成本时代已经到来，年轻夫妇越来越趋向于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不过1 .7-1 .8，即便全面放开二孩，实际生育率也很可能低于1.5。生育率有所波动是正常的人口现象，生育率再怎么反弹也不可能超过更替水平，对理想子女数的很多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对此，中国要有清醒的判断。事实证明，所谓的“多生”大多数只不过是希望有两个孩子而已，这是毫不过分的要求，问题在于，现在希望少生或者说只要一个孩子的年轻夫妇越来越多，甚至有超过想要两个孩子的夫妇的趋势。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孩子的养育成本越来越高，直至很多家庭不堪重负、望而却步。这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各地符合条件的家庭纠结于“生”还是“不生”、对政策并没有做出热烈回应的情势来看，中国已经毫无疑问进入了内生性低生育率陷阱。即使对非独家庭网开一面，普遍开放二胎，生育率也一定在更替水平之下，这是由人口转变和生育转变的双重规律所内在规定了的。

计生改革之困的根本在于中国迄今尚未摆脱“负人口观”的思想导航，始终没有在意识深处清除人口多是坏事、人口增长是负担和压力这种消极悲观又根深蒂固的错误看法。其实，人口是人力和人才产出的母体，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宝贵的资源，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再生性，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人是天地之秀，是世界上第一宝贵的。中国需要早日端正对人口价值、人口优势、人口力量、人口贡献的正确看法。正如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同胞是多余的。天地之大道曰生，文明之大道曰育，对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我们都应该敬畏和欢喜，而不是冷漠和害怕。新生人口对家庭和国家都是希望，人口增长就是希望的增长、力量的积累，人口增长需要在继替中平衡，在平衡中持续。婴儿潮，如果有的话，不仅不应该惧怕，反倒应该欢迎，因为婴儿潮具有抵御未来人口亏损、人口萎缩、人口失衡三大风险的意义，至于它对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的挑战完全是可以应对和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