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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说咂摸北漂底层生活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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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荆永鸣孜孜不倦地创作底层北漂题材的小说,塑造了一群“北京候鸟”的形象。在书写底层北漂的北京作家里,他颇具代表性。此外,刘庆邦、徐则臣等人也都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他们用手中笔,描绘了漂在北京的庞大底层人群的五味生活。

原标题:用小说咂摸北漂底层生活

作家荆永鸣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本月,2014年老舍文学奖颁出,以写外地人在北京而著称的作家荆永鸣,凭借《北京邻居》再度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当天中午,他喝了不少酒,心情很好。说起得奖感受,荆永鸣颇为动情,称自己也是一个外来的谋生者和写作者。

十余年来,荆永鸣孜孜不倦地创作底层北漂题材的小说,塑造了一群“北京候鸟”的形象。在书写底层北漂的北京作家里,他颇具代表性。此外,刘庆邦、徐则臣等人也都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他们用手中笔,描绘了漂在北京的庞大底层人群的五味生活。

以餐馆为窗观察农民工群体

我开的餐馆是在一条胡同里。胡同很窄。两旁是清一色的老式住宅。胡同也不长,一端是宽阔的马路,一端是一条商业街,繁华得很。人从胡同里走出去,豁然开朗,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摘自荆永鸣小说《纸灰》

1997年,年近不惑的荆永鸣,辞去内蒙古平庄矿务局枯燥的办公室工作,带领全家来到北京谋生。在朋友们的资助下,他在东城区大甜水井胡同开了一家小餐馆。在煤矿工作时,荆永鸣就热爱创作,以为在北京开餐馆能够“以商养文”。

但现实很快把他的梦想打碎。餐馆的繁琐事务弄得他毫无清闲的时刻,伙计们之间的矛盾需要协调,买菜做菜的质量需要关注,顾客酗酒闹事需要处理。还有工商局、派出所、防疫站隔三差五过来抽查,令他疲于应付。他放下了原来的清高,亲自动手刷碗、杀鱼、收拾剩菜盘子。居住空间更是狭窄,荆永鸣和妻子住在四平方米的小房里,外间还住着餐馆的伙计。这样的房间除了一张床,连一台电脑都摆不下,更甭谈创作了。每天忙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还得早起,根本没有余暇兼顾文学。

回想起初到北京的两年生活,荆永鸣感慨地说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好在餐馆的生意渐渐好转,还赚了一点钱。接着他扩大生意,又开了一家小餐馆,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被搁置的文学创作也在他心里复苏过来,从1999年开始,他重新写起了小说。“我以餐馆为中心,观察来来往往的各种人。我那儿是低档餐馆,进来的都是底层打工者,我和他们喝酒、聊天,觉得他们很有意思。”荆永鸣说,自己开始创作一批“外地人”的短篇小说,一发表就反响挺好。

餐馆也成了荆永鸣小说里的核心地点,店里的厨师、服务员、收废品的、保安等各种来京谋生的社会底层人物成了小说里的主人翁。他观察一个人的举止,从言行、点菜、喝酒的姿态,就能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份。他和厨师、服务员都建立了友谊,能相互交心,一起吃饭、喝酒,而不是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我在煤矿工作二十多年,对那里的一切熟视无睹。到了北京这样一个陌生环境里,反而助长了我的想象力,只要走进北京胡同,觉得到处都是故事。”

此前,写北漂的小说也有不少,但主人公大多是在“文化层面”上漂泊的人群,如演员、歌手、画家、都市白领等,过着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真正写底层北漂的作品却极少。“北京容纳各个阶层的人士,其他城市都比不了。但书写一个城市,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关心自己周围熟悉的生活。我就是一个底层人,正好跟当时流行的创作区分开来。”荆永鸣笑道,自己小说里的“我”经常是一个餐馆老板,很多人就问他是不是写自传。“听到这类问话,我心里很高兴,觉得小说虽然有虚构,但看起来应该很真实。”

刻画外地人精神上的尴尬

这天上午,刘民的情绪不太好。一大早,他在菜市场拉着一车的青菜萝卜和肉呀蛋呀的往回走,一路上尽管他走得小小心心,还是先后被人厌恶地骂了好几个“傻×”。当然,骂也就骂了,搅在这么一个人多、车多、行路难的城市里,别说慢腾腾地蹬一辆三轮车,你就是骑摩托,开大奔,甚至轻手利脚地走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要想不被人骂上几句傻×其实也难。这没什么,很正常。

——摘自荆永鸣小说《大声呼吸》

开餐馆的酸甜苦辣,使荆永鸣对农民工充满同情,但他的小说不追求故事的传奇性,而是叙说他们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通过一个个毫不起眼的细节,来刻画他们遭受的内在精神创伤。在荆永鸣眼里,起初北京市民很反感外地农民工,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感情上慢慢接受了外地人,开始逐渐适应外地人的冲击。但在精神上,外来打工者很难融入这个城市,即使学会了几句骂人的北京话,还是不地道。

“打工可以受苦,但也有快乐,我总是关注这群人的精神状态,没有把他们写得多么苦难。”他写下了现实中农民工在北京城里遇到的种种烦恼,尤其是精神上的尴尬。荆永鸣说,他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处在不同的“尴尬”里,以至于“尴尬”已经不知不觉成了他小说里的一种符号。“《大声呼吸》写到了精神层面上的压抑。一个外地农民工当了小老板,他去街心公园跟城里人唱歌,但唱着唱着就融不到一起了,外地人和城里人还是有差别。”

在荆永鸣的小说里,城市对农民工是一个精神压抑的空间。荆永鸣举例,在《大声呼吸》里,刘民和秀萍夫妻虽说人在北京,但这儿并没有他们的家。他们居无定所,前后搬过好几个地儿,总是逃不掉被歧视和排斥的目光。好不容易租下个房间,隔壁的老头儿却有心脏病,听不得一点响声,害得刘民夫妇干什么事儿都不得不敛气屏息,就连想放声痛哭,都得坐车跑到郊外的野地里。

这些漂在北京的打工群体,精神上还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荆永鸣的小说《纸灰》就是如此,主人公民子为躲避村长的报复流落北京,到了父亲的忌日,按照家乡风俗,离家在外的人要在十字路口为亲人烧纸。“这个小说也表达了一种乡愁,打工者来到城市里,节假日又回不去,有一种共同的乡愁。”

荆永鸣感叹,外地人在北京可能有吃有喝,工资还会上涨,但骨子里还是没融入这个城市。他苦笑道,自己就觉得寄生在这个城市,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但回到老家,老家的人又觉得他是北京人,一来一去,反而把自己的身份弄丢了。

新一代打工者内心更自尊

几年时间过去了,令人惊讶的是,被拆掉的伦贝子府,如今竟然成了一处临时停车场!有一次,我曾特意绕过很长一道围墙,走进了这个停车场。场子很大,停靠的车辆寥寥无几。只见伦贝子府的三间府门,经过风吹雨打,显得越发破旧,在秋阳下投下了一道幽灵一般怪异的影子。它的西侧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就是我当年的餐馆。

——摘自荆永鸣小说《北京时间》

荆永鸣先后在北京开过四家餐馆,前三家都开在胡同里,目前仅存的一家位于房山郊区,这也让他对胡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采访当中,他特意掏出手机,展示自己拍的一张纪念图片。不过,图中当初开餐馆的大甜水井胡同,如今已被拆除,变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

刚问世的长篇《北京时间》还是以餐馆老板“我”为中心,但他尝试从外地人的视角,来理解北京胡同居民的生活,写底层打工者和老居民的交往和小摩擦,更多了一份怀旧式的温情和感伤。“一条胡同的变迁,就可以看出北京城的变迁。外地人住不长,住了几代人的胡同老居民也四散而去,感觉这是人类共同的宿命。”

开在房山的这家餐馆,算是延续了荆永鸣的写作和谋生方式。他感叹,底层北漂在北京扎根的难度很大,当初十几个老乡来北京开餐馆,现在唯一坚持的就是自己,好多人都回老家了。餐馆里的打工者也换了一代新人。“上一代年轻人已经被城市使用过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打工条件也比过去好很多。”荆永鸣举例说,以前一个餐馆服务员的月薪才300元,现在就是1200元也不易招到人,还要在外面找房子给他们住。

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一代年轻打工者比上一代不仅收入更高,心理自尊感也更强。平时他们就算是做错什么事,老板也不能骂他们,一骂人家立即辞职不干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比过去丰富,上网、去KTV,而过去啥都没有。”荆永鸣笑道,过去餐馆里几乎天天有人打架闹事,现在很少有这种事了,整个行业的素质在提高。其小说里的人物和场景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主人公在大城市里很焦虑,但回望生活,觉得还是有希望,并非都是压抑和苦难。

虽然写的是底层北漂人群,但荆永鸣并不赞同“打工文学”这一说法。他直言不讳,广东地区流行的“打工文学”写苦难的太多,甚至比谁写得更残酷,经验上大量重复,这种创作没有太大意思。“如果用不同的故事,表达的是同样的经验,不能提供新的东西,你的表达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他说,自己还会继续写餐馆题材,但塑造的人物肯定不会重复。

延伸

年轻作家写北漂,心态更焦虑

北京有着庞大的底层北漂群体,近年来写这个群体的小说也逐渐多起来。作家刘庆邦最近创作的“北京保姆”系列小说,描写底层北漂群体,写北京家庭和保姆在城乡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北京这么一个纷繁的大都市,写起来容易流于表面,要找一个切入点。北京有三四十万保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家请过保姆,朋友家也请过,也看过很多相关报道。”刘庆邦说,以保姆为切入点,能写出反映这个时代的作品。

和荆永鸣、刘庆邦笔下的打工者相比,今天北京的小白领阶层,实际上也下滑为底层北漂了。80后作家焦冲的长篇《北漂十年》,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焦冲现在从事广告文案工作,最初每天都要加晚班,只有周末才能写点小说。他笑道:“来北京十年,没房没车,打算在河北老家买房,希望压力小一点。”在他的小说里,外地打工者都是底层小白领,都是从农村、小城镇出来的大学生,收入比体力打工者稍好一点,身上背负巨大的生活压力。

“小说里的主人公,工作都不太稳定。他们的恋爱、婚姻,又都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想在北京扎根,但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焦冲举例,这些人很节俭,消费习惯不像大城市里的人,比如,不会花上千块钱给女朋友买一个包或一件衣服,假日也不会花大钱出门去旅游,跟老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直言,小说里写的其实就是自己和身边朋友的故事,写的就是这群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70后作家徐则臣的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也描述了一群底层北漂的生活,文化上也类似于小白领阶层,既有民营书店老板、民间诗人,也有办假证、卖盗版光碟的。其中,小说《啊,北京》中的假证贩子边红旗,之前是江苏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前假证贩子,后从事盗版碟贩卖的敦煌,也是一个专科生。知识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知识只是在贬值。徐则臣正在酝酿写一部大学毕业生群租的北漂群体小说,“过去的阶层划分现在不太合适,如今的小白领阶层,像住在燕郊的小白领,每天披星戴月上班,生活范围很狭窄,可能比种地的农民还要辛苦。”

《当代》编辑石一枫编过不少底层北漂题材的作品,他也深有感触。他直言,荆永鸣写的外地人在北京,心态是积极乐观的,开小餐馆的都能自得其乐,也有信心在北京扎根。但在焦冲这样的年轻一代作家笔下,北漂打工者每个人都有着巨大的焦虑感,都觉得没法留在北京,只是想在这里换个活法儿,明天在哪里好像无所谓。在石一枫看来,“十几年前北京的生活压力没现在这么大,房价没这么高。现在小说里的底层北漂,有更强烈的漂泊感,跟以前对比特别明显。”

观点

不能指望名作家关注底层北漂

虽然北京有着数量惊人的底层北漂,但没有形成类似广东“打工文学”的创作现象。“北京太广大,人太渺小。打工群体在北京被边缘化,淹没在北京的‘大海’里,没有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作家梁鸿说,这导致文学圈对他们的关注度不够。在《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看来,北京不像广东有很多大工厂,打工者没有集中在工厂流水线上,而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公司、服务行业等。他感叹,外地人在北京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医保等,但在文学上还没有真正触碰到。

像荆永鸣、徐则臣这样持续书写底层北漂的作家并不多,真正揭示生活的好作品也还太少。杨晓升说,从底层北漂里出来的作家太少,像荆永鸣能开餐馆,还有条件去创作,其他很多人受到生存的压迫,或者缺少文字功底,能全身心投入创作的少之又少。

北京有很多知名作家,但并不能指望他们关注底层北漂。“知名作家大多已经养尊处优,能体会到外地人在北京打拼的艰辛吗?”杨晓升说,有些作家所谓体验生活,根本就是走马观花,然后凭想象写作,进入不了人家的生活。他不客气地指出,很多作家面对当下城市生活感到很茫然,既对大城市的底层生活缺乏体验,也不了解新兴的富裕阶层,写不出好作品。

徐则臣也坦率地说,靠体验生活去写作,根本不靠谱,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是从江苏小地方来的,跟外地打工者的心态很像,在北京寻找着身份和心理的认同。我小时候的同学也在北京打工,我对他们的生活很熟悉。”他透露,其实这些年自己一直在研究北京,看了很多城市发展类的书,还看了很多外国作家写纽约的小说,学习人家处理大都市生活经验的方法。徐则臣说,自己最熟悉中关村一带,这个地方有着各个阶层,写透了这个地方就写透了中国。

刘庆邦成名已久,但选择写北京保姆的题材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也主张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人物、日常生活。“从广义上讲,我从农村来到北京,离开了本土,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也是打工。如果一个人没有农村生活经历,不太可能写好保姆题材。我了解保姆的文化心理,了解她们的行为心理逻辑,才能写得不离谱。”他恳切地说,作家和写作对象要有心理沟通,“我写保姆其实也是写我自己,写自己在北京的心路历程。”

后记

让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说话

他们是小区清扫垃圾的人,他们是收废品的人,他们是送快递外卖的人,他们是街边摆摊的人,他们是装修房屋的人,他们是贩卖蔬菜水果的人,他们是在低档餐馆吃饭的人,他们是贴小广告的人,他们是站在街头做推销的人,他们是拥挤在春运列车上的人……他们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当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漂在北京的底层人群。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把青春献给了这个城市。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庞大的底层北漂人群,属于这个流动时代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值得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酸甜苦辣,在文学创作中还表现得太少。虽然也有不少无名作者在写这类题材,但仍然是各自零星的战斗,没有形成一个气候。写底层北漂,需要作者有切身的感受,来不得半点造作和纡尊降贵,才能写出生活的质感,写出这个人群的精神世界,而不停留在表面的渲染上。

也有影视作品表现北漂人群,但大多显得很假,比如《老大的幸福》这样的电视剧,距离真实的底层人物相差就太远。近年来,一些知名作家的小说开始关注打工者,像贾平凹的《高兴》、余华的《第七天》,但这类小说总让人觉得不太真实,作家本人的想象力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这类名作家平时的生活圈,基本上跟打工者绝缘,主要依靠一些新闻报道来获取素材信息,又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呢?

诚如一些作家所言,当下的城市生活很难把握,创作底层北漂题材同样如此,完全是一个新课题。中国作家过去大多写乡村题材,或者写工厂、单位的题材,缺乏写当下城乡流动人群的创作经验。西方作家写大城市的经验,照搬过来也不适用。因为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在西方是没有的,这种二元模式下出现的大城市生活经验,可谓前所未有。很多作家有时确实有心无力,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写不好城市漂泊人群。

把目光对准底层人群时,进行底层叙事还需要格外谨慎,不能变成一种简单的标签。事实上,很多作家一写到底层,就容易诉苦不迭或加以道德拔高,结果忘记了文学艺术性。不能不说,荆永鸣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成功。书写底层北漂时,最终刻画的是共同的人性,是这个时代人们共同面临的困境和命运。让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说话,变成有血有肉的文学人物,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漫画/王鹏

标签:作家 小说集 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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