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退几步，再谈方韩之争

时隔两年，肖鹰教授的文章再次揭开了那个看似愈合，但只是被有意识遗忘，至今仍然溃烂的中国民间舆论场的伤疤。

争论一触即发，对于韩寒，肖文给出了中国文坛第一丑闻的断言，而反驳者则认为，做鬼也幸福诗人当作协领导，打油诗喜获鲁奖才是更大的丑闻。其实，作为体制豢养的中国文坛，从郭沫若到做鬼也幸福，早就已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认真去反驳、去比较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早无意义，只剩无聊。在这一点上，韩寒倒也断言过“文坛是个屁”。

不过，退一步看，虽然嘲讽一句打油诗与鲁迅奖相得益彰，才应是民间舆论本色，但中国民间舆论却一定绕不过韩寒两个字。两年前，韩寒正是中国民间舆论场那最耀眼之人，所以，说这是民间舆论场的头等大事，毫不为过。如果认为中国民间舆论担负着开启民治、启蒙人民的责任，那么，方韩争论，则是中国的大事。

也正因为重要，肖文一出，立刻引来激烈争论，就在当天下午，中青报又发表了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名为《不要用大字报的方式来倒韩》的文章，从而为随后的诸多文章定下了“批判肖式大字报”的基调。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可以在报纸上指控对方是大字报式的批判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指控是不成立的。所以，在今天，一篇文章，即使文风像大字报，也不可能是”大字报式的批判”，我们判断言论的标准已不该是那过去的历史遗迹。

退一步看，即使不用为肖的文风作辩护，但是，如果尖锐的，甚至再退一步，刻薄的文风就是文革的话，那么，在这些大甩文革帽子的人眼中，文革是否就如它的辩护者所称的，是一场民众的民主运动，甚至被美化为民众的大鸣大放？这要么是对文革的认识极其浅薄，要么只是缺乏言辞，俗套的找几个意识形态的帽子罢了——在中国人的辩论中，这实在太过俗套。

麦克？高德温有一句格言：在线讨论不断变长的情况下，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於1。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在网上，人们最后都会用纳粹指控辩论对手。当然，在中国，纳粹换为了文革。两位教授，都在过去的话语体系里面打转，肖教授语态老旧，而另一位则用“大字报”的帽子来回扣。

不过，比起老旧的文风，用大字报来扣帽子，其实更为糟糕。当文革、大字报的帽子横飞，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读者甚至会对文革产生几分浪漫主义感觉，认为文革不过就是激烈的批评，是一场美好的全民民主运动——事实正如预料，就在我最后修改本文的时候，我发现甩文革大帽的人，把文革称为“道德主义运动”。

更何况，肖文虽然用力过猛，但最强烈的不过猥琐二字，离大字报的“砸烂”、“狗头”风格还差得远，即使再退一步，把它算作一篇充满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是“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那么，语言暴力这四个字——如果能保持两年以上的记忆的话——是否能让人联想起某一位的风格，回忆一下公共讨论什么时候开始以脏为率直。

当然，再退一步看，此一时、彼一时，当年使用“马桶、屁、逼、操”这些字眼，发动粉丝淹没对手博客，都能博得国人一笑，认为那只是“民主的犀利”而不是“大字报”。这可以理解，人们总是喜欢看到桀骜不驯的青年才俊挑战老迈的权威。

但是，今天如果能保持一丝公允去看待这个问题，就不难明白，要批评文章的语言暴力，也许在其他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这都是一个问题，但对韩寒，这不是一个问题，一个年长的知识分子作出这样的回击，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网络是有痕迹的，它会记住作者使用的每一个字眼，但遗憾的是，人却是善于主动忘记的，并莫名惊诧，装作纯洁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其实，肖鹰教授的文章不但用力过猛，更重要且容易被人忽视的是，肖文的力气用错了方向。当“给青年以正确引导”的惯用语句出现时，一定会招来强烈的反感。这，正是肖文激怒很多人的原因。

要知道，韩寒这杯酒能浇多少人心中块垒啊。

那些叛逆的、那些被强拆的、开黑车的，那些在富士康生产线上默默工作的，那些身无分文行走在318国道上的，那些在丽江幻想这有朝一日功成名就的，那些在课堂上被老师嘲讽的，那些怀才不遇的，那些想着民主后涨工资的，那些在写字楼被年长的上司责骂的80后与90后，当然，也包括那些喜欢帅的，喜欢作品的，爱才的与爱财的，喜欢与名人当亲戚的......韩寒这杯酒滋味，远比其他明星来得丰富。

肖鹰教授想说的是，这杯酒不是韩酿的，结果，在自身话语惯性的驱使下，说出来的却是，美酒有毒，青年慎饮，甚至，指责喜欢这杯酒的是坏青年。这个时候，与其说他质疑韩寒的真假，不如说他质疑韩寒的粉丝，甚至那些不是粉丝的80后与90后。那么，民间舆论场上的人心向背，早已定下。韩寒注定是一个符号，长久的寄托着很多人的情怀。

回顾两年前，有人会说，“方式”质疑之下，任何的反击都会招来。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说很难，即便从微观的量子态，或贝叶斯后验概率谈也不为过，但不妨退一步，说得简单些，“有力驳斥”、“有力反击”、“打脸”这次词汇描述的场景是真实存在的，实际上，方舟子质疑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就做到过。

实际上，两年之前，韩寒面对的压力，不是20万字一稿而成，也不是那些错别字，也不是极大的阅读量与谈吐的不相符。而是这些论述，被说服的围观者，他的反击，以及最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停止了反击，这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压力——重要的不是质疑，而是如何回应，以及这些回应承担着何等的责任。

当然，这仍证明不了代笔，那么，不妨再退一步，说说那些已经明明白白的事情。

现在，不管是饭桌还是酒桌，偶遇这个话题，我通常会后退立场，说他只是一个不愿意公开证明自己能写的作家。如果对方是文化人，我还会添上一句，“你我都能”，通常，就能在融洽的氛围中达成一致，毕竟，没有任何文人愿意否定自己，来上一句，“我也不能”。但这个场景隐含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比韩寒应对得更好，起码，在写出文字这一点上，是的，比领袖与天才，比“文学史”做得更好。这个时候，结论已经隐约接近这场争论的真实本质。

野心当然无罪，野心甚至宝贵，但是，野心需要能力。正如范冰冰所说的，也被韩寒引用的话，“受得住多大的诋毁，就能经得起多大的赞美”，遗憾的是，他没能“受得住”这个几乎所有文人都能受得住的诋毁。

这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领袖的担当，也不是一个说我就是要消费政治的作家的作为。

在很多场合中，不仅真假问题，就连明明白白的担当，或不能担当，都被默契的无视了。当然，这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

能浇他人心中块垒，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对大多数普通粉丝而言，寄托虽然虚幻，打破它也是难以接受的。其次，在中国，方舟子注定是稀缺，但却令很多人恼怒的存在，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而且，中国人讲究谦和、留人余地，网络上的言论除了对体制以及体制周围的那些人咄咄逼人，公开的对一个青年人咄咄逼人，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圈子当然也很重要，或许是同一家媒体，或许是同一次活动，或许有同一个朋友，或许是同一家出版社，圈子总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最后，则是面子。这一次有人将肖鹰之前赞扬韩寒的文章贴了出来，以此讽刺肖前后矛盾，但随后有人就指出，正因为此前的赞扬，被欺骗感才造成了如今的情绪化。这种感觉不难体会，但更多的人却不得不继续为自己的判断力背书，当最初圈子先行的判断，导致了现在的面子先行，也是人之常情。

但即便如此，覆水已难再收。

从不可置疑的，与小四“男女有别”的公共知识分子领袖，到为了电影、为了营销成为“国民岳父”，并以此与粉丝互动；从声援无数到如今大多避而不谈；从公共话题领域一呼百应到如今完全消声，即便作为社会话题注定长久存在，但在启蒙性、价值观性领域，已经逐渐褪去。公共话题领域，自由思想市场的竞争，要说成败结果，莫过于此。

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电影成功了，这或许让很多人愤懑不平，但是，如果亲亲相隐是比意识形态更高的价值观，更能稳定的维系人与人之前的正常关系的话，一个能穷寇强追到父子之间的国家，注定是非常糟糕的。能拍电影，赚钱，是对个人、对社会都双赢的结果。方韩之争，终究是思想市场之争，是一个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面对来自言论市场的挑战，在这个擂台上，无论成败，公权的介入既无必要，也非常危险，而肖文用力过猛的一个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再退一步也无妨，某种意义上看，过犹不及，现在是一个可以接受、甚至很好的结局。

在这里，我倒要向另一群人致意。他们认为新概念作文有输送高考保送资格的腐败嫌疑，然后，遵循程序正义，走法律途径，在公民权利的框架内，一步步逼近事实真相。如果他们不是公民范，这些行为不是公民范，那中国民间舆论场所苦苦追求的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呢？

从文章开头到现在，用得最多的词就是“退一步”，不过，退了那么多，有些地方却一定是退无可退。

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充斥着“逼”、“操”字眼的文章看做犀利，但真的能退到完全装作不知道而去指责肖鹰的文风？

我们可以退一步，说服自己相信二十万字的小说，一稿可成，但真的能退到相信一个作家无法证明自己的才华？

我们可以退一步，忽略新概念作文比赛中的种种可疑，但真的能退到去指责那些按照程序正义去行使公民权利的人是在没事找事？

我们可以退一步，假装从来没有人成功的驳斥过万能的方舟子，但真的能退到继续视一个不顾中国民间舆论场深重创口的人为意见领袖？

其实，抛开普通粉丝不谈，很多有话语权的人越过自身智商、记忆、常识、公民意识的底线的原因，正如杨早先说所说，把韩寒当做一个工具，“一面旗帜”。在这个问题背后，更深刻的一个提问是：中国民间舆论场的成长，到底是为了打胜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再入一个“黄炎培循环”，还是为了披荆斩棘的建设，让公民真正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