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恋爱遭突查 急称“我俩在一起批林批孔”

核心提示：陈玉兰记得有一次，当时正逢“批林批孔”运动，大队部又搞突击检查，查到一对男女在幔帐里说话，大队部问：“你们在干什么？”男青年急中生智脱口而出：我们俩在一起“批林批孔”。从此以后，“批林批孔”就成了恋爱的代名词。

本文摘自：现代快报2010年5月29日第A10版，作者：陈曦，原题为：《“飞地”大丰：最后的上海知青》

位于江苏大丰境内的海丰农场最早是上海农场的一个分场。1968年10月，第一批上海知青来到这里，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劳动生产。截至到上世纪80年代，农场前后共接纳了8万名上海知青。40多年来，他们在苏北荒滩上开垦出三块农场、50万亩土地，至今仍被称做上海的“飞地”。

40年过去，如今，相关大丰和上海的热门词汇，早已不是知青纪念馆、上海农场，而是港口合作、产业转移、联合发展。正如大丰市市委书记倪峰所说，曾经联结沪丰友情的“飞地”，今天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更为大丰全面接轨上海提供了契机。

激情燃烧新老两代上海知青

36年前三月的一个夜晚，陈玉兰和一批跟她年龄相仿的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登上了去苏北的客轮。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江苏大丰境内的上海海丰农场，路程并不遥远，但他们下轮船，上汽车，下了汽车再转场部拖拉机，足足用了二十多个小时才到达连队，迎接他们的是一片荒芜的滩涂，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涯。

陈玉兰所在的寝室是一个五十平米的破旧茅屋，要容纳25个知青的生活起居。每人每天凭票可以在队里的老虎灶打一瓶开水，洗脸、洗脚、喝茶、漱口全靠它了，十天半个月才能洗头洗澡。有一年夏天，队里的老虎灶坏了，几天没有供应热水，男生们还好，收工回来往河里一跳就没事了，女生们可不能忍受这滋味。陈玉兰灵机一动，想到了学过的电工原理，用两块铜片接上正负两极电线，再用一块瓷片隔开，绕起来放在灌满水的搪瓷盆内加热，和现在的“热得快”差不多。这样的做法很危险，但女生们还是纷纷效仿。消息传到大队部，陈玉兰因此被罚了10元钱，这可相当于大半个月的工资。

陈玉兰这批是后来的“小知青”。跟“老知青”相比，生活条件相对有所改善。上世纪60年代，老知青们来到这片黄海滩涂时，四岔河、元华荡、东大滩荒芜人烟，蒿草遍野，没有一间可以居住的房屋，没有一条可以行车的路。知青们自己动手割芦苇茅草盖房子，睡潮湿的地铺，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寒风刺骨。

农场劳动是很费衣服的。知青们给衣服易破的肩膀、膝盖等处打上补丁，尽管穿得又破又烂，脸被晒得黝黑黝黑的，与当地农民没有两样，但是知青穿的衣服款式与农民不一样，总是特别一点，好看一点，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大丰区域人群的穿着。

除了生产劳动，知青们唱歌、吹口琴、做女红打发业余时光。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就是当时最高级最奢侈的消遣。

知青们十七八九、二十出头，正处在青春期，没有浪漫的花前月下，只有飞雪林地、落叶秋田，那些恋爱的男女不敢公开地出双入对，只有躲在幔帐里说悄悄话。于是大队部组织了治保小组，隔三差五去各寝室查夜，凡查到的就要被叫到大队部写检查。陈玉兰记得有一次，当时正逢“批林批孔”运动，大队部又搞突击检查，查到一对男女在幔帐里说话，大队部问：“你们在干什么？”男青年急中生智脱口而出：我们俩在一起“批林批孔”。从此以后，“批林批孔”就成了恋爱的代名词。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海丰农场一大队600多人中，有100多人成为夫妻。“海丰少年”专指上海知青在大丰工作、生活期间养育的后代，约有4.6万人。

据海丰农场党委副书记蔡斌介绍，上海市驻大丰的农场，最早的是上海市上海农场，创建于1950年初。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江苏大丰划出300多平方公里土地作为上海的劳改农场。1968年10月，农场接纳了第一批上海知青。为将知青与劳改人员分开管理，1973年初，海丰农场从上海农场划出，独立建制。农场临海，位于大丰东端。它北起斗龙港，南至二卯酉河，以四卯酉河与中子午河交叉的四岔河村为中心，如一条狭长的飘带横亘在黄海岸边。

来此的知青有好几批。第一批是1968年～1972年的上海老知青。第二批是1973年～1978年的上海小知青，这也是知青聚集海丰的高峰期，5万人在农场生活，由南往北依次分布在新华、元华、隆丰、胜利（渔场）安丰、下明等7个分场，近百个大队（连队）交错铺排在黄海西岸，形成独特的知青风景带。最后一批是1980年后从新疆转来的上海知青。四十年中，8万上海知青先后在这里从事农场建设。1975年，农场公布第一批稳定干部名单，共181人，他们多数人在回到上海以后走上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

“我们应该算是第四代农场人了。”蔡斌是1993年南京林校毕业后来到海丰的。农场于上世纪90年代招收高校毕业生，开始了新时期的农场建设。

这片土地曾是家园

走出海丰的知青们始终未能忘怀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近些年来，数万知青开始了集体回归。

农场内，有一片苏式建筑群，叫元华荡，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是当年海丰农场场部所在地，八万上海知识青年的大本营。如今，场部旧址建成上海知青纪念馆对外开放。旧报纸、老照片、知青日记、老虎灶、上海手表、木刻宣传画、日常生活用品……过去的岁月尘封在每个角落里。展馆内展示着一些存折，这些都是当时急于回城的知青落下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知青宿舍时重新发现了它们。

故友相逢，依稀还能辨认出年轻时的模样，还能叫得出对方的小名绰号。你是“毛头”，你是“部长”，你是“小五子”，你是“阿七头”……下明分场二大队知青刘书玲记得连队里有个深度近视的男生，大家都叫他“架梁”（眼镜）。四十年后再相聚时，他透露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他是家中独子，那时为了能经常回上海，不知道摔坏了多少副眼镜。那个时候配眼镜是很麻烦的事情，验光后，要等上半个月才能交货，眼镜摔碎了就有理由请假，一般可以有一个月的假期，大家都很羡慕。

73届知青纪延卓回忆起那段青涩时光，带着上海人的诙谐，“我是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小姑娘看中我噢。这天刚刚吃好晚饭，我在‘暗来细’（暗淡）的蜡烛光下看《艳阳天》，‘勒没尚’（突然间）阿拉班长寻我，伊‘硬劲’（执意）要我出去谈‘事体’（事情），不过面孔有点‘色特嘻嘻’（蛮滑稽）的。伊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小姑娘想跟我做笔友，伊是看了侬写的文章、书法才有‘各’（这）种想法的。我听了后，真是蛮激动的，‘脚花有点乱’（有点站不稳），我是长‘戒’（这么）大，还‘母么有鞋里个小娘’（没有哪个女孩）会得‘吃我’（对我有意思）。这个‘辰光’，我真是开心得不得了，我用力拍了拍自己的‘额骨头’（脑门），确认不是‘了勒捏鼻头做梦’（不是做想入非非的梦），朋友是不是要‘轧’（处）是另外‘一张’（一件）事，这主要是我所有的努力得到了人家小姑娘的认可呀，不过‘骨头是不好轻的’（不能骄傲自满的）。”

农场内，当初成排的知青小屋依然还在，那些曾经亲手栽下的小树已经枝干沧桑。老知青们说，50年代住工棚，60年代住草棚。小知青们说，“其实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70年代农场房子顶上是青瓦，现在能看到的一片红瓦房都是80年代初期盖的。”

记者在一份知青名录上看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是第一批5000多名“老知青”中的一员，待在仿部队建制的庆丰二队，当时还用“李援朝”的名字。1972年离开大丰回沪深造。199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李源潮带着妻儿从北京回大丰“探亲”。他回忆起当年在这里挖河挑泥时的情景：工棚就建在海堤边，有时夜里会突然涨潮，海水一直涨到床边，被子全湿了，人要赶紧往堤上跑。兴致很高的他还让儿子当了一回“挑河工”。在庆丰分场，他指着屋檐下的一盏路灯告诉儿子，这是当时农场里唯一一只亮到天明的路灯，那时集体宿舍定时熄灯，他就跑到路灯下面看书。

数以千万的年轻人打着红旗、唱着赞歌离开故乡，成为人类生存景观中最独特的迁徙图景。而这一切，以纪念馆的方式凝固成永恒风景。从海丰走出来的，有党政要人，有各个领域的精英，也有普通劳动者，他们成为大丰对外联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