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三僚村：走出去的风水先生年挣二三百万常见

资料图

原标题：三僚村的风水经济

一个位于江西南部的小村庄三僚，在努力吃着“风水”这碗饭。靠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看风水的本事，这个常住人口有六千多人的村子里，有将近四百个风水师。依托于风水文化的旅游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风水行业本身的地位非常尴尬，封建迷信的“阴影”可能随时会对这个行业产生影响，这也给三僚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未知性

在三僚村分布着4座寺庙，42座祠堂，且很多建筑都有风水学上的讲究。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张舒 发自江西兴国

“相传风水祖师杨筠松千年前来到三僚村时就说，（这里）前有罗经吸石，后有凉伞包袱随身，世代出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廖凯(化名)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指着不远处一座低矮的小山包笑着说，“罗经吸石就是这山(罗盘山)，包袱就是那块形似包裹的巨石。”说着，他甩了甩背上的背包，里面正装着他几乎从不离身的罗盘和阴阳尺。

已是上午9点，阳光倾倒在村里一片老砖墙上，墙根生出新苔，檐角垂下苍绿。不时有孩子打开院门跑出来，浇花、逗狗。

三僚，江西省兴国县梅窖镇一个稀松平常的小山村，地处江西省南部三县交界处。这个看似避世的村庄，在唐末至今的千余载光景中，一直默默传承着一份特殊的“本事”：看风水。

在兴国县文化局和旅游局提供的资料里，法治周末记者看到，这个仅14.29平方公里的村庄，分布着4座寺庙，42座祠堂，历史上已走出“24位国师，72位名师，36位钦天监灵台博士”。

“现在村里6000多常住人口中，有将近400个‘跑地理’的。”曾福安眯着眼睛回忆。拿起罗盘，他是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放下罗盘，他是三僚村村委会主任。他口中的“跑地理”，是村里人对“风水业务”的别称。

2009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三僚风水文化旅游公司在此成立。经过3年时间，三僚村在2011年被纳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三僚堪舆文化”也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堪舆，是风水的“学名”。

“风水村”的“风水经济”正逐步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在乡村经济发展愈发同化的背景下，三僚，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然而，游走于传统文化与封建迷信间的“风水产业”，其发展始终带着些许尴尬。

“走出去”的风水先生

一年挣二三百万元算常见

“‘跑地理’其实是个体力活，简单说就是‘东家’在哪，我们就要去哪。看风水嘛，到实地看了才知道。”曾福安说。

“东家”这一年代感十足又透着些许神秘的称呼，是风水先生们给客户的“昵称”。“祖祖辈辈都这么叫过来的，几千年也没变过。”

和许多朝九晚五或是找上门的活计不同，风水先生们大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村将近400个‘跑地理’的风水师，多数都选择了去广东和福建一代发展，很少有机会回家。”曾福安解释道，“一张罗盘，一把阴阳尺就是一个风水先生的全部家什。”

在任村委会主任前，他和这些风水先生一样，常年驻扎在广东，“主要就在潮汕地区，那儿的人最信这个”。

曾福安一家和三僚村的许多家庭一样，是个风水世家。在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里，曾福安从小就在“风水”一行上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书看得透，口诀也背得快。”

从二十几岁离家闯荡的小伙儿到如今已近耳顺之年的“先生”，曾福安看过的“东家”有如过江之鲫，“风水大师”的名声也在这一家家地口耳相传中，越来越响。

“风水先生靠什么挣钱？就是名声！名声都是自己闯出来的，你的名儿越响，找你的东家地位就越高，收入才能越多。”曾福安介绍，在他接过的“风水单”里，“做生意的老板占了一半，也有不少地方官员来找我。”

法治周末记者整理资料发现，早在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程萍博士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报告》即显示，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存在相信求签、相面、星座和周公解梦4种迷信情况。

在曾福安的记忆里，他最引以为豪的一单生意，“东家”便是某一省级政协委员。

与这位“东家”初相识时，曾福安才离开三僚不久，对方也只是一个在外打工的个体户。“做铝合金批发的，欠了一屁股债，找到我是为了给他刚过世的父亲做‘阴宅’。”曾福安说着，点起一支香烟，“后来‘阴宅’做好了，他的生意也随之越做越大，找我就更频繁了。”

袅袅烟雾里，曾福安的面貌有些模糊，“熟了以后，他又介绍了不少新‘东家’给我。做阳宅做阴宅的都有”。

曾福安介绍，风水先生的主要活计无外乎测试阴、阳二宅。阳宅即人们日常居住的房屋，阴宅指过世之人的坟墓。风水先生们通常经过罗盘的测算和阴阳尺的丈量，来确定家具的摆放位置，帮助“东家”们趋利避害。

“一单生意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要看你接的活儿是大是小，也要看‘东家’的财力如何。”曾福安说。

法治周末记者在某风水网站上也发现，风水师的各类服务项目要价并不相同。最便宜的家装平面图咨询，不提供上门服务，收费仅1000元；宾馆风水则要价3万元至30万元不等；而大型园区、厂区布局，起价便是20万元。

“名声好的风水先生，报酬自然不菲。”曾福安解释道，“三僚村的风水师一年都能挣个几十万元，当然，有些专门给开发商做楼盘的，一年挣二三百万元也算常见。”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掐灭了手里的烟头，站起身来，指着村里空地上不少正在搭建的乡村别墅感叹，“看到没，这些没盖完的房子都是走南闯北的风水先生们挣到了钱，再回家来搭的”。

曾宪华就是曾福安嘴里这样一个挣到了钱的风水先生。只是，他回三僚搭建的，并不是自家的老宅子，而是惠及了整个村子的旅游资源开发。

“引进来”的旅游产业

游客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曾宪华，祖籍三僚，曾家第38代传人。2009年，在兴国县政府的招商引资下，曾宪华看到了家乡“风水”文化这一远近闻名又不同于周边乡镇的商机，在此成立三僚风水文化旅游公司。前后3年投入1.6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发当地旅游资源。

2011年年末，三僚村被正式确立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3年，景区全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景区年收入从2009年的十几万元增至2013年的200余万元人民币。

“主要是门票的费用。”三僚风水文化旅游公司总经理高福奎说，“去年一年，我们纳给当地政府的税款有80多万元。”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由于三僚还处于开发阶段，上述公司并未像婺源等其他旅游景区一样，将收入和村民分成。“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比如来公司当导游，给游客们做讲解。”高福奎解释道。

“来我们这儿旅游的通常都不是普通人。不是做生意的就是做官的，来这儿拜拜，顺便找个‘先生’回去看看。”廖凯神神秘秘地说道，“还有不少是其他地方的风水师，来这儿‘偷师’的。”

廖凯是个土生土长的三僚人，景区建立前，他在村委会任职，是个十里八乡闻名的风水先生。景区成立后，为方便村里工作，廖凯不再出门“跑地理”，反而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景区导游。

与影视剧中穿长袍、戴老式眼镜、神神叨叨、一脸阴气的风水师相比，廖凯白衬衫配黑西裤的装扮甚至称得上几分时髦。

“我们是按讲解的次数拿提成，每年基本能拿到两万多(元)。活儿又轻松，又不耽误村里的工作，挺好的。”说着，他用手描摹了一下前方已显出断井颓垣之势的老屋，“这是‘蛇形祠’，曾家的祖祠。明朝建的，已经600多年了。看着老旧，却是我们这儿最著名的‘风水建筑’，讲究得很。”

廖凯介绍道，三僚村后山山脉呈蜈蚣形，蛇形祠就建在这条“蜈蚣”的一只爪子下，“单独看这只爪子弯弯曲曲就像一条下山的蛇”。而蛇形祠就建在这条蛇的七寸之处。“祠堂的院门和大门成对角方向，开在侧面的院门就像是张开的蛇嘴。”话音才落，蛇形祠里就转出两个手端罗盘的外地“先生”。

“哪座山才是罗盘山啊？”外地“先生”背着挎包，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廖凯打听道，“村子的龙脉到底在哪里？”

廖凯回头指向我们刚刚踏过的小山包：“那里！”

“看！这就是来‘偷师’的！他们要把书上的理论，拿到这里和实物做对比。我们每年接待这样的考察客，少说也有500人。”廖凯撇撇嘴，“三僚的‘风水建筑’确实独一无二，曾氏砂手、蛇形祠、狗形祠、章罡土、龟蛇会、古墓群，合起来就是一本活教材。”聊到这儿，廖凯有些得意：“这些建筑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暗地里的门道却很多，都是有风水上的讲究的，要真的研究过风水的‘先生’才看得懂。”

像廖凯这样的导游，在三僚还有十几个。曾安(化名)也是其中一员。

63岁的曾安曾是三僚村村委会主任，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口才却了得，是景区首席讲解员。

“其实就是讲解一次比普通讲解员多50块钱。”曾安笑着解释道，“我的口才都是练出来的。景区成立前，就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我就给他们做解说。这导游也当了20几年了。”

随着游客的连年增多，村里的家庭餐馆也日益火爆。“豆腐宴”“草籽凉皮”的招牌沿着景区大门一路延伸到镇上。

“景区建好前整个村子就有两家小餐馆，现在差不多要三十几家了。”高福奎介绍道，“超市也一样，每年利润增长都达到20%以上。”

廖梅一家就在景区门口建了家小店，专供“豆腐宴”。

“豆腐是我们三僚的特色，游客都爱吃。”说着，廖梅将泡好的豆子一勺勺倒进磨盘，“要是遇到黄金周或者小长假，来这儿旅游的人可以坐爆我们这些小店，流水席一波一波都不着歇。”

这样火爆的情景，在景区建成前，廖梅从未感受过：“有时候宾馆住不下了，我们也会收点小钱，把游客拉到家里住一晚。”

“廖梅还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包打听’。”路旁闲坐的村民调侃道。

廖梅听着有点不好意思，手在围裙上抹了抹。“总有游客跟我打听哪个先生风水看得好，时间久了，我也就做做介绍风水师的业务。反正都是一个村的，很熟。”她伸手指了指立在餐馆旁的招牌，“承担介绍风水先生业务”10个鲜红的大字赫然入目。

“三僚的风水师也在景区的带动下确实更受欢迎了。”高福奎说，“现在有不少东南亚的生意人，会把电话打到景区来，要求我们介绍几个有名的‘先生’。”

在高福奎看来，这个往日闭塞不语的村庄，正一点点褪下它的神秘面纱，亮相人前。

与时俱进的“两姓”文化

风水培训或被提上日程

“与村子经济共同发展起来的，还有村里人的思想。”曾福安说。

三僚人的宗族观念很强，建村至今一直过着简单的“两姓”生活。

在三僚的传说里，被尊称为风水祖师的杨筠松在唐朝末年的动乱中带着两个徒弟迁徙至此。由于杨公无后，继承衣钵的二徒便在三僚停驻下来，繁衍生息。两个徒弟一个姓曾，一个姓廖。“两姓”村民长久以来以“阴阳河”为界，划地而居，井水不犯河水。千余年来，从未有外姓人混居于此。而杨公的两个徒弟所继承的“风水术”也在各自宗族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从不外传。

“村里之前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风水这行，向来‘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曾福安说。

然而，近年来，村里的年轻一辈，选择留守乡土的人正逐年递减。

“风水这门学问又艰涩又难学，哪怕挣钱机会多，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再感兴趣了！”曾福安的语气透出些许无奈，“他们宁可出去打工，也不愿留在村子里扎扎实实学点风水知识，就像我儿子。”

据村委会提供的资料，三僚村全村6000余人，外出打工者占到二分之一以上。

“青壮年大都出去了，留下来的就是一些老人、孩子。”曾福安感慨，“10年来，从村子里彻底迁出去的也有七八十户了。”

“有的是去了县城，有的干脆举家搬到了广东、福建。村里陈旧的规矩一点一点地被打破了。”曾福安说。

而他同样也是这些“破坏者”中的一分子。

几年前，还在广东发展的曾福安，为了传承自家理论，也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曾先后收进6名村里严禁招收的“外姓”弟子，倾囊相授。

“我收徒也没什么标准，人品好、悟性高的我就愿意教。但这样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他说，“如今，我的6个徒弟都已经出师，各自发展的也不错。”

与此同时，曾福安也赚取了可观的学费，这让他打起了开培训班的念头。

曾福安介绍道，他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打着“风水培训”名头的广告和书籍，还有很多“风水大师”开设了自己的风水培训课堂，费用相比其他培训班高出一大截。

“现在的风水培训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理论型，一种实践型。参加前者的大多是一些生意人和官员，听个热闹。而打算在风水领域从业的基本都会选择第二种。”曾福安说，“当然，前者的价钱要更高，周期也相对更长。”

对此，法治周末记者也在调查中发现，国内某风水培训班，学费已达6万元以上，而培训教材的价格也高达千余元。授课教师一栏中，不少“三僚先生”榜上有名。

“大都是打着‘三僚’的名义在招摇撞骗的。”曾福安说。

然而，曾福安开培训班的想法最终并未成形。“一是村里的工作实在忙不开；二是景区的人和我谈过，他们也在考虑出资开个培训班，请些真正的‘三僚先生’。”曾福安说，“我就把念头打消了。”

“现在风水这一行也要与时俱进才有市场！”高福奎很是意气风发。

与日俱增的尴尬地位

宣传上难用“风水”二字

与高福奎的乐观不同，兴国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已为三僚村的发展方向困扰许久。

“在中国，风水行业一直没有受到相关政策的允许，处于半隐秘的状态，像是个只能做不能说的秘密。”兴国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张昌祯有些苦恼，“虽然法律上并无绝对禁止，但如果我们宣传语上带有‘风水’二字，多半会被当成封建迷信。只能用‘堪舆’代替。”

“其实在我看来，‘风水’更多时候扮演的是传统文化的角色。”高福奎说，“文化当然不能和科学等同。虽然有人担心这会是个糟粕文化，但问题在于，文化的糟粕与不糟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来定夺。”

然而，法治周末记者却发现，在《辞海》里，“风水”一词仍旧被释义为：相宅、相墓之法，一种迷信。

2010年年底，海航曾在三亚举办风水师业务交流大会，第二年，该会议即被当地政府禁止。

2013年年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少数党员、干部甚至个别领导干部热衷风水迷信，修建大墓、豪华墓，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

从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升官桥”，到山西省粮食局原局长高志信的“粮神殿”，从湖南省双峰县原国土局的“风水球”，到山西省灵石县原县委书记杨洪的“仕高山”。被“风水”拖下马的官员也连年出现。

就是这样在传统文化和封建迷信里穿梭的尴尬地位，让三僚“风水经济”的发展始终暧昧。

“景区年收入如今仅200多万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昌祯说，“也有人和我们反映宣传力度不够。但我们再宣传，也不敢在风口浪尖上公开亮出‘风水’这两个字啊。”

曾福安也认同了这一观点。“现在很多出去‘跑地理’的风水先生都开了自己的店面，我的徒弟们也是，可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出‘风水’的招牌，即使是在风水之术盛行的潮汕。”

他解释道，多数的风水先生，都会给自己的店面安一个“装修公司”或“设计公司”的名头，实则从事“风水业务”。

“可这样的限制，会让他们流失很多‘东家’。”曾福安说，“只能靠回头客或者朋友间的相互介绍做宣传，否则没人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与中国风水先生的困窘一样，2012年，主营风水命理的新加坡新天地集团在广州开设四间连锁店，然而店招牌上，却通通隐去了“风水命理”四个字。

该公司负责人曾向媒体坦言，生意只能“勉强维持”，“我们的那些琉璃产品，要和风水命理结合起来，才能吸引顾客，但是在中国，我们却不敢这样去推，特色就没办法显现出来”。

也正是因为这种“半隐秘”的暧昧状态，让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良莠不齐、鱼目混珠。

中国风水策划院院长王浩骅曾披露，风水行业在中国的年产值大约有50亿元。“目前在中国大大小小的风水师超过100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据是140万人。”

“一半以上是连皮毛都学不到就出来行骗的江湖骗子。”说到这儿，曾福安难掩愤慨，“再这样下去，中国的风水产业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曾福安走到窗边，再次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抽着。